20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经历了重大变革，从世纪初因进化论而产生的“新史学”，到因提倡科学而产生的新历史考证学，再到因唯物史观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期间又出现“古史辨派”、“食货派”、“禹贡派”、“战国策派”等众多流派，诸派并立，异彩纷呈。对于前两次变革而言，清华大学更是可谓其策源之地。自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办以来，清华大学在史学研究领域大师云集，人才济济，在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大导师之后，蒋廷黻、赵万里、雷海宗等著名学者相继到来，此后更有张荫麟、吴其昌、夏鼐、吴晗等一大批学生的快速崛起，见证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繁荣。此外，自20世纪初，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并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与挖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赢得了世界的称誉。《清华学报》也是科技史研究成果展示的舞台，其中刊发了十数篇相关论文，既有介绍西方近代科技进展的文章，也有诸如叶企孙、李俨、张荫麟、刘仙洲等著名学者撰写研究论文。本篇收录著名学者发表于《清华学报》中的代表作，可以一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发展。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思想家、文学家。1889年乡试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与康有为一起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1896年主编《时务报》，次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鼓吹维新变法，1898年到京参加百日维新，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1913年回国，后出任熊希龄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反袁，1917年7月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18年游欧，1919年任巴黎和会顾问，1920年春回国，1925年受聘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于北京。代表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墨子学案》、《前秦政治思想史》、《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文集》等。“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发表于《清华学报》1924年1期。梁启超倡导新史学，通过吸纳西方学术思想，改造传统的史学研究，地理环境论即是其中之一。由于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梁启超曾在多篇文章中论述地理环境与中国社会历史、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之间的关系。此文通过比较中国各行政区域的学风，探讨地理分布对于明清学术思想变迁的影响，以阐释其关于学术“分地发展”的观点。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历史学家。1923年考入清华学堂中等科三年级，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三才识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并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赴美留学，于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哲学系讲师。1935年应教育部聘，编撰高中历史教科书。1937年短暂任教于浙江大学、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夏赴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历史系、哲学系教授，1940年初转任遵义浙江大学任教，1942年10月因病在遵义病逝。张荫麟在《清华学报》上先后发表了“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1924年1期），“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1925年2期），“甲午中国海军战蹟考”（1935年1期），“中国哲学史下卷”（1935年3期），“周代的封建社会”（1935年4期），“沈括编年事辑”（1936年2期），“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1937年2期），“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附：顺昌战前之刘錡)”（1941年）等论文。“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一文，通过对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学、艺术、炮术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明万历至清乾隆之间的传播情况的整理分析，论述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方学术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论及西学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仅天文学及数学）、古籍之整理及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驾也”，同时归结出清代科学不盛的两个原因。

王国维“鞑靼考”。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学者。1892年中秀才，后屡应乡试不中，遂弃绝科举。1898年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同时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0年底在罗振玉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1901夏年因病回国，先后任教于通州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名词馆协韵等。1911年辛亥革命后，避居日本京都。1916年主持《学术丛编》，1918年起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4月受命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著有《人间词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古金文考释》、《观堂集林》、《静安文集》等。“鞑靼考”一文发表于《清华学报》1926年1期。此文以汉文古籍与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互相补正，也体现出王国维所提出的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此文考察了“鞑靼”这一古代族名在明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的演变，发现“鞑靼”之名始见于唐之中叶阙特勤碑之突厥文中，而汉籍中最早出现“鞑靼”之名的则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较突厥文献晚了110年；随后考证辽、金、蒙古文献中所出现的其他术语，论证了“阻卜”、“阻█”、“塔塔儿”等实即“鞑靼”，从而解决了“鞑靼”民族在文献中的隐没问题。除此文外，王国维还另有“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1927年1期）一文，揭示了一些有关蒙古的史料。

叶企孙“考正商功”。叶企孙（1898-1977），原名鸿眷，号企孙，上海人，物理学家，教育家，科学史家。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任东南大学副教授。1925年，受聘为清华学校大学部物理学副，1926年创建物理系，任教授，系主任。1929年，出任理学院院长，当选评议员。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6年任会长。抗战时期南下，任教于西南联大，曾主持校务，1941年至1943年间还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48年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7年1月去世，1980年平反。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在物理学研究、组织管理、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长期承担清华大学的校务领导工作，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创者。叶企孙在《清华学报》上先后发表了“考正商功”（1916年），“清华学校大礼堂之听音困难及其改正”（1927年1期），“中国算学史略”（1927年2期）等学术论文。“考正商功”一文是20世纪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开创作之一。此文是叶企孙作为清华学校学生时即开始研究的课题，1915年秋季完成全文，对《九章算术》中“商功”做专题研究。他将全部问题分为柱体、锥体、截头锥体、斜截正柱体四类，都用现代方法给出演算与证明，但算式采用了清末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创制的数学符号。其中对城垣堤沟堑渠、堢壔、堑堵、方锥、阳马、圆锥、鳖臑、方亭、圆亭、刍甍等题的演算与论证都是正确的。他对刍童、盘池、冥谷、曲池、刍甍等题也给出演算过程并加以证明，但在理解《九章》原意上有误解。审校者梅贻琦对该文进行了验算、复核后，对此作了纠正。梅贻琦虽然指出了叶企孙的这一误解，但也肯定了叶企孙研究工作的重要价值。

蒋廷黻“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蒋廷黻（1895-1965），湖南省邵阳县（今属邵东县）人，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校、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5月，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35年11月，应召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2月卸任，1943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1944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10月卒于纽约。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两卷）、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近代史》等。蒋廷黻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1925年2期），“介绍与批评──Essays on　Nationalism”（1927年1其）“琦善与雅片战争”（1931年），“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上)从顺治到咸丰”（1932年S1期），“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1934年4期）等论文。“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一文，主要以“冲击—回应”模式论述中国自明末以来的中外关系以及应对策略，梳理了明末以来的历史脉络，如十五十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对南洋一带的拓殖，沿海一带中外直接通商，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马嘎尔尼来华，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自强运动，革命，军阀兴起等，论及中国政府在外力下的各种内政外交举措，如冲突、妥协、贸易、交涉、驱夷、战争等，同时结合西方各国情势的论述，如自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以及各国力量强弱变化等，指出应对当时社会变局需要唤醒民族意识，团结一致以御外侮。

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号梧轩，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1928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1931年8月以转学生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专攻明史。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开设明史、明史研究、明代社会史等课程。1937年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6年回北平。解放后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49年12月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5年11月因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批判，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1979年7月平反。主要著作有《读史札记》、《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吴晗历史论著选集》、《朱元璋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吴晗在《清华学报》上先后发表了“胡应麟年谱”（1934年1期），“明成祖生母考”（1935年3期），“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1935年4期），“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南洋之开拓”（1936年1期），“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1936年2期），“明教与大明帝国”（1941年），“明初的学校”（1948年1期）等明史论文。“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一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先秦至明代的中国与南洋的关系，但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考察明代对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史，尤其着重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并充分肯定了南洋华侨对开拓南洋与促进中外交流所作的巨大努力。同时也指出，由于明正统以后政府所采取的放任政策，导致此前南洋经营的成果无以为继，致使欧洲人乘虚而入，改变了南洋的历史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及世界历史的发展。

陈寅恪“长恨歌笺证”。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1902年春随兄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返南京考取留日官费，是年冬赴日，次年回国治病，1907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后往来欧洲，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大学。1914年应召回江西阅留德学生考卷，1919年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再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学。1925年，受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大学部中文系、历史系合聘教授，1926年7月到职。抗战后南下，相继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1940年曾两次赴香港欲去英国治疗目疾，均未果，1942年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任教于成都燕京大学。抗战胜利后，赴英治疗目疾，并任牛津首席汉学教授。1946年4月双目失明，赴美就医，未登岸，同年秋回清华大学。1948年末南下，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等，其著作先后汇集为《陈寅恪文集》、《陈寅恪集》等。陈寅恪在《清华学报》上先后发表了“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年2期），“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1期），“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932年1期），“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1932年2期），“读连昌宫词质疑”（1933年），“四声三问”（1934年2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1935年1期），“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 ”（1935年3期），“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1935年4期），“桃花源记旁证”（1936年1期），“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源”（1937年2期），“论李怀光之叛”（1937年3期）“读哀江南赋”（1941年），“长恨歌笺证(元白诗笺证稿之一)”（1947年），“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五篇)”（1948年1期），“白香山新乐府笺证 (元白诗笺证稿之一)”（1948年2期）等十余篇重要论文。陈寅恪注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证性，结合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历史研究方法，逐渐提出“史诗互证”这一史学研究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并运用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元白诗笺证》即是其代表作，“长恨歌笺证”又是其中的精彩一篇，最早刊载于《清华学报》（1947）。《长恨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描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通过丰富的史料钩沉，此文“证实”了白居易原诗中的很多描写，比如杨贵妃的身世、唐代服饰、社会生活等，同时又通过对华清宫、长生殿等考证“证伪”了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二人的爱情，结论亦为学界所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