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文超(1988—), 男(汉), 广西, 博士研究生。
移民满意度是影响水电项目有效和可持续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该文研究水库移民管理者的认知对移民满意度的影响。通过对中国西南2个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中4县120名水库移民、 74名移民管理者进行问卷和访谈调研,该文提取了对移民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的10个指标因子,并针对因子就移民满意度与管理者认知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移民满意度与管理者认知情况呈正相关关系,即管理者愈重视的因子移民的满意度愈高,但在公共服务、资金兑现、文化习俗等因子上出现偏差; 该偏差为管理者能力动因的约束所致,说明现行移民体制安排难以完全适应当地移民工作实际执行的需要。
This paper reports on a fieldwork survey involving two hydropower projects in Southwestern China. Specifically, the perspectives of officials handling the land acquisitio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migrant satisfaction are examined. Data collected from 120 migrants and 74 officials in Guizhou Province showed 10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impact migrant satisfac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officials and migrant satisfaction for most of the factors. However, public service, payment of funding, and culture and tradition are exceptions caused by unsuitable resettlement mechanisms. These exceptions indicate that resettlement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should be better design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ocal conditions.
中国水电开发在经历了技术制约、资金制约和市场制约等发展阶段后,现已进入到移民制约、生态制约和地方利益制约阶段[1,2]。水库移民由于其特有的非自愿性、社会群体规模性、长周期性和破坏性等特点,对水电资源开发造成了巨大影响。地方移民局作为移民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和管理者,对移民满意度具有直接作用。研究管理者认知对水库移民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对提高移民满意度、推进我国水电开发的顺利实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非自愿性移民,世界银行学者 Cernea提出了风险重建评估模型,指出了非自愿性移民承担的8个风险要素,包括土地损失、工作损失、住房损失、社会边缘化、疾病和死亡率增加、食物匮乏、失去公共服务、社交网络破坏等[3,4]。类似模型还有 Scoones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框架,重点在于分析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问题[5]。 McDowell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提出了改进模型[6]。此类研究共同点在于从移民视角展开,所涉及移民风险和损失可归为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社会适应等3个方面。
Fuggle和 Smith对中国水库移民工作进行了评估,指出在政策的持续性、移民参与程度、对特殊群体的关注等方面得到了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中国移民管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前期的实物损失估计和淹没影响上,对移民后期生活生产水平的恢复相对忽视[7]。 Wilmsen运用世界银行对水库移民的指导框架,对中国过去十年的移民管理工作进行了研究[8],并以三峡工程为例进行了分析[9],指出中国的管理体制将移民放在决策考虑的中心,从制度上确保了管理者向移民负责[8]。此类研究主要从移民管理者视角展开,从移民工作的补偿、安置和后期扶持这3个阶段对移民决策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
然而目前这2类研究分析视角相对独立,本文将其进行整合与对比分析,以探寻水库移民满意度的影响要素及移民管理者认知对其作用关系,进而为现行移民体制安排提出建议。
从移民风险和损失、移民管理者工作阶段这2个视角提取要素,构建一级调研指标框架。为使问卷更好地与移民工程实际情况相适应,参考施国庆等学者的相关研究[10,11,12],在一级调研指标基础上建立二级调研指标,如表1所示。
 | 表1 调研指标框架 |
研究以中国西南地区2个水利枢纽工程作为调研样本,采用访谈调研和问卷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其中问卷调研使用5点式Likert量表评估各要素的水平,使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
考虑移民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情况及确保问卷回答质量,研究采用研究人员赴现场与移民面对面发放、解释和回收问卷的调研方式,对项目所涉及的4县120名水库移民、 74名移民管理者进行了走访调研。收集有效问卷包括水库移民样本117份、移民管理者样本71份,共188份,占全部样本数96.9%。移民样本信息见表2, 管理者样本信息见表3。
| 表2 移民样本情况 |
| 表3 移民管理者样本情况 |
在移民样本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大部分受访家庭倾向以男性接受调研。在文化程度上,小学及以下的移民占总样本数70.3%,反映出水库移民地区受教育水平仍偏低。在职业方面,以务农、临时工为主。移民管理者样本方面,以男性从业者居多,文化程度以大专、本科为主。在从事移民工作时间上, 10a及以下的为大多数, 11a及以上的也有一定比例,其中最长的工作时间已达到31a。
调研分析主要包括3部分内容: 移民满意度的因子分析、管理者认知与移民满意度的关联性分析、管理者认知对移民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分析。
2.1.1 数据质量检验
效度方面,对调研数据进行Kaiser-Meyer-Olkin (KMO)和Bartlett球体检验。其中KMO检验结果为0.731, 高于0.7, 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水平 P<0.05, 说明调研问卷的效度良好。信度检验方面,整份量表Cronbach'a系数值为0.892, 说明各指标间的内部一致性通过检验,本调研问卷的信度较高。
2.1.2 数据因子分析
对38个二级指标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10个对移民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的因子。其解释的总方差占总量的78.21%,提取效果较好。其中 V34、 V35、 V31、 V32和 V35构成同一因子的主要成分,考虑其相近属性均涉及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故定名为“社会关系(SC)”; 而 V36、 V38、 V37和 V39构成另一因子,主要体现“文化习俗(CT)”; 这2个因子主要描述移民在安置地的适应情况,故归并为“安置地适应”一类。
V11单独构成一个影响因子“住房条件(HC)”; V17、 V18、 V16、 V14和 V15构成同一因子,均反映安置地政府所提供的相应“公共服务(PS)”; 与此相似, V12和 V13体现“通讯条件(TC)”; 而 V62和 V63则反映移民的“社会保险(SI)”情况; 这4个因子归并为“安置地条件”一类。
V41和 V42构成一个因子,共同反映“前期调查准确性(AC)”; V45和 V64兑现构成同一因子,反映“补偿、扶持金额及兑现情况”,统称“资金兑现(PF)”; 而 V51和 V52体现“安置方案合理性(PR)”; V61、 V23、 V24和 V25信贷支持共同构成“后期扶持措施(FS)”。这4个因子根据其属性可归并为“移民政策”一类。上述影响因子及主要成分如表4所示。
| 表4 移民满意度因子分析结果 |
可见,“安置地适应”和“安置地条件”总共6个因子体现了安置地情况,反映安置地的生活生产条件对移民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而“移民政策”4个因子跨越了移民工作中补偿、安置、后期扶持这3个阶段。此外, V21、 V22、 V43、 V44、 V46、 V47、 V53、 V54和 V55等9个二级指标在因子构成中不明显。
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结果,对管理者和移民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以分析其现状和作用机理。对于管理者,调查其认为上述因子的“重要程度”,对于移民,调查其对上述因子的“满意程度”。5分表示“完全重要”或“完全满意”, 1分表示“完全不重要”或“完全不满意”。得分情况如图1所示。
 | 图1 管理者重视度和移民满意度的分值分布 |
由图1可见,“管理者重视度”和“移民满意度”均获得较高的分值,前者得分均在3.50以上,后者得分均在3.00以上,说明移民效果相对理想。其中,“管理者重视度”前5位依次是“公共服务”(4.20)、 “前期调查准确性”(4.14)、 “住房条件”(4.10)、 “资金兑现”(4.07)和“安置方案合理性”(4.06); “移民满意度”前5位依次是“文化习俗”(4.33)、 “前期调查准确性”(3.95)、 “住房条件”(3.91)、 “通讯条件”(3.82)和“社会保险”(3.70)。
总体上看,“重要度”和“满意度”这2个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重要度”得分较高的因子,其“满意度”得分也较高,说明管理者认知对移民满意度确实产生了影响,其原因将在下文结合访谈情况进一步讨论。偏离程度较明显的因子为“公共服务”、“资金兑现”和“文化习俗”,其偏离原因将在下文讨论。去除这3个点后对其余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其相关系数为0.750, 趋势线见图1。
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对管理者和移民进行了进一步访谈调研,以探求管理者认知情况对移民度满意度的作用机理以及部分因子出现偏离的原因。访谈中了解到,调研所涉及4县的移民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与移民的沟通交流。为有效动员移民搬迁,管理者除了完成传达政策等例行工作外,还要付出大量额外努力。他们深入到移民生活中了解移民困难,通过生活细节建立信任和友谊,通过耐心的劝说获得移民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下,管理者能够及时有效地掌握移民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工作重心,促使相应的移民满意度得到改善。两者相互作用最终使两项分值的分布逐渐趋同,在结果上体现出正相关关系。
与拟合曲线出现偏离的3个因子中,“公共服务”和“资金兑现”为“高重视度低满意度”,说明管理者已经较为重视,但仍无法提高移民的满意度。访谈调研表明,移民对“公共服务”的意见主要来自于其中的“用水条件”和“用电条件”,即水电建设未能及时跟进移民搬迁,给移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而移民局虽然能了解到这一情况,却难以进行协调,其原因在于通水通电由安置地的供水、电力等部门负责,移民机构对其并没有协调和监管的权力。水电部门自身存在一定的工作惯例,不会因移民工程的特殊性而改变。要改善这一现状,需更高层的决策部门介入协调。可见,“公共服务”因子偏离主要原因是管理者能力动因的约束所致,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移民体制安排入手,即赋予移民机构合理的协调权限,或是通过更高层决策部门优化顶层设计,建立针对移民公共服务的专项协调机制。
对于“资金兑现”因子,移民对补偿金额的意见主要来自于“同地不同价”,即条件相同、地理位置相近的两块地,有可能由于属于不同县份、不同征地用途,其补偿标准出现较大差异,加剧移民心理失衡。另外,移民对“扶持资金兑现”满意度较低的原因在于后期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后期扶持资金从中央政府财政部拨出,经过省财政厅、地方移民局,最终到达移民手中有数个月的延迟,该延迟造成了移民的不理解和不满。这一问题同样属于移民体制安排问题。对于“文化习俗”因子,其“低重视度高满意度”说明管理者虽然没有将这方面工作作为重点,但移民仍感到相对满意。原因在于调研所涉及的移民多为就地后靠安置,搬迁距离较短,因此移民与安置地居民在风俗习惯、饮食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区别不明显,故而体现为“低重视度高满意度”。但若对于异地远迁安置的移民,这一因子需重新审视。
该文以中国西南2个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为样本,对120名水库移民和74名移民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研,分析管理者认知情况对移民度满意度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结果表明: 管理者认知与移民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反映了管理者与移民的交流沟通较充分,管理者能够及时掌握和了解移民的动态,因此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移民管理者对制度创新具有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部分因子出现了较明显的偏离,其原因在于现行移民体制安排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移民工作实际执行的需要,移民管理者受能力动因约束,无法对当前体制安排进行优化,需要更高决策部门吸收移民管理者的建议,优化顶层设计。该成果对水库移民工作有指导意义。
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可以从以下2方面入手: 一是移民体制安排的优化,二是决策部门与移民之间的沟通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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