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EPC)总承包模式是中国企业承包国际项目最主要的业务模式之一。据统计，2016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合同金额1 260.3亿美元，其中以EPC模式承揽的项目超过40%，电力、化工、石油这些投资大、风险高、技术复杂的项目几乎全部采用了EPC模式^[1]。国际EPC项目的开发实施面临着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风险，再加上对于国际环境的不熟悉、EPC项目管理高度一体化，以及风险之间的紧密关联，使得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尤为复杂。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应基于宽广的组织视角，充分考虑风险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2]，促进众多利益相关方共享稀缺资源，以合作的方式提升风险应对效率^[3]。对中国国际EPC总承包商企业而言，如何通过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合作来有效应对来自国际环境、EPC业务、利益相关方等的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效率、提升项目绩效，是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关于如何加强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处于概念和对策分析阶段，缺乏对其内在机理的分析和系统性实证^[4-5]。中国企业作为国际EPC总承包商，如何与各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并按照合同要求，促进外部接口管理和内部组织能力的提升，进而有效管理风险，推动项目质量、成本、进度、健康环保与安全等目标实现，值得进一步研究。因此，有必要构建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模型，从中国企业的特定视角开展实证研究，揭示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风险管理的作用机理和路径。

本文提出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理论模型，并通过问卷数据和偏最小平方法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验证，揭示了国际EPC项目伙伴关系、风险管理与项目绩效之间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中国企业高效应对国际EPC项目风险提供参考。

1 理论背景

国际EPC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各环节通常同步开展、高度一体化，各类流程风险深度交叉，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与动态性; 且国际EPC项目通常涉及业主、设计方、咨询工程师、当地政府与居民等极其复杂的利益相关方。国际EPC项目所涉及的投标报价、融资、设计、采购、施工及各接口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各方在利益上的不一致所导致的彼此关系紧张、争端乃至冲突。为高效管理风险，总承包商必须妥善处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6]。

伙伴关系是指两个及以上组织之间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与传统工程项目管理中对立冲突型合同关系有明显的区别。作为一种利益相关方关系治理方式，伙伴关系强调各方应致力于共同目标，打破组织壁垒，最大化各方资源的利用效率^{[4, 7-8]}。伙伴关系增加了传统合同管理模式的灵活性，创造了共赢局面，有利于鼓励各利益相关方为合作风险管理作出贡献。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主要包括：信任、态度积极、共同目标、公平、信守承诺、开放、团队建设、有效沟通、及时反馈和解决问题等^[9-12]。基于伙伴关系的关键要素，要建立伙伴关系，需要在共赢理念的基础上提倡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公平的利益/风险分配，这有助于消除组织内部分歧与外部冲突，在各方间建立起信任关系^[13]。此外，采取激励机制以提高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目标的一致性^[14]，也能够有效促进伙伴关系的建立。

本质上讲，风险管理是信息决策的过程^[15]。总承包商拥有的信息越充分，决策就越准确，连贯一致的信息对于增强风险决策的系统性和前瞻性尤为重要^[4]。基于共同利益，伙伴关系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开放与沟通，以确保沟通渠道的畅通和信息的高速流通。基于伙伴关系，总承包商可以获得来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有效信息，进而实现更为全面的风险管理，以做出最佳决策^{[4, 13]}。

风险管理的重要目标是降低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不断提升项目价值^[4]。从资源角度来看，国际EPC项目中各利益相关方通常既是风险的关键来源，也拥有应对风险的关键资源^{[5, 16]}。基于明确的风险/收益分配的合作共赢，可以为各方积极贡献稀缺资源持续提供驱动力^[17-18]。伙伴关系促使组织成为开放系统，从而使得总承包商能够不断从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方获取稀缺资源，以高效应对项目风险，持续给项目提升价值^{[6, 17]}。

伙伴关系不仅有助于总承包商从外部组织获取项目履约所需的稀缺资源，同时还可提升总承包商整合与转化资源的效率^{[4, 16, 18]}。本文着重研究伙伴关系加强国际EPC项目资源转化的主要途径，包括：接口管理、组织能力和合同管理。

1) 接口管理。国际EPC项目设计、采购、施工各阶段在时间与空间上高度交叉，使得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接口十分复杂，潜在的冲突和不可预见成本风险较大。接口管理的对象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关系和可交付成果^[19]。基于伙伴关系，总承包商可以与不同的接口方建立紧密联系，促进风险管理中必要信息和资源的有效转化^[9]。做好与业主、咨询机构等上游组织的接口管理，有助于充分理解业主/咨询机构的目标和利益，并在共同目标下寻求相互支持，保证合同谈判、图纸审批、施工检查等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与设计方、供应商、施工分包商等下游组织的接口管理，有助于规避设计偏差、设备采购不准确、施工意图理解不充分，促进设计优化，提升采购和施工的经济性。做好与当地政府、居民、银行等利益相关方的接口管理，是应对项目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关键，有助于降低公众反对、赢取外界支持^[20]。

2) 组织能力。国际EPC项目履约过程中，总承包商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来全面辨别风险，将风险要素及其影响研究透彻，并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17]。风险管理需要大量资源，因此总承包商必须具备从组织内部和外部环境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16]。与国内市场相比，受众多利益相关方和复杂的国际环境动态变量的影响，总承包商的风险管理能力可能受到显著制约^[21]。国际EPC项目的实施需要总承包商具备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学习与创新管理等方面的能力^[22]。伙伴关系使国际EPC总承包商成为一个开放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中获取信息、人力、设备、技术等资源，并在资源转化过程中增加价值，创造可交付的产品与服务，以满足业主的需求，并不断提升其竞争能力^[16]。

3) 合同管理。合同是分配和管理风险最为基础有效的途径，风险管理是EPC合同管理的重要内容^[23]。然而，再全面的合同也不可能在项目初期就明确所有风险。伙伴关系有助于促进合同各方合作管理风险，这是对合同风险分配的有效补充^[9]。在合同签订前，总承包商基于伙伴关系公平的风险/利益分担，与业主就设计、采购与施工等阶段的风险和对应补偿措施充分沟通，并明确写入合同条款中，有助于在项目初始阶段识别与控制风险^[24-25]。在履约过程中，伙伴关系有助于促使总承包商基于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目标，确保各方对合同要求理解透彻，在处理关键风险时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并对潜在的合同争端进行友好协商解决^[23]。对于实施阶段必要的变更，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各方能够基于公平和沟通，制定高效的变更管理流程，化解合同风险，及时计量计价，通过索赔等措施实现风险共担。

2 模型与假设

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理论模型，将伙伴关系作为输入与资源转化过程、风险管理结合起来，研究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对项目绩效输出的作用路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总承包商和各利益相关方建立伙伴关系，有助于消除组织壁垒，降低接口管理复杂度，促进各接口方建立规范、高效的信息和资源交换途径，提高组织内外的沟通协调效率。由此提出假设H1：伙伴关系对接口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接口管理中风险相关的必要信息和资源的充分整合，有助于降低各类接口争端，推动总承包商妥善应对各类风险的挑战。由此提出假设H2：接口管理对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伙伴关系有助于国际EPC总承包商组织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成为开放系统，总承包商能够不断从外部环境获取、集成与转化稀缺资源，并通过学习与创新，推动组织履约能力的持续增强。基于此，提出假设H3：伙伴关系对组织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总承包商组织能力的增强有助于获取充足的信息与稀缺资源，有效保障风险识别、分析、应对与监控各阶段的资源投入。据此提出假设H4：组织能力对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总承包商组织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对各利益相关方诉求的理解更为清晰，识别与解决组织接口问题的水平也得到同步提高。由此提出假设H5：组织能力对接口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组织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总承包商更为准确地理解合同要求，在合同订立、分析、实施、监控、变更和索赔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控制力。由此提出假设H6：组织能力对合同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伙伴关系的公平、共同目标、有效沟通等要素，对于保障合同条款的公平性以及合同争端、索赔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关键作用。据此提出假设H7：伙伴关系对于合同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合同中公平的风险/利益分担有助于在项目前期规避不利风险，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合同条款，有助于促进变更索赔流程更加规范化，从而促进风险应对与分担的进一步优化。因此，提出假设H8：合同管理对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主动控制并处理国际EPC项目中存在的风险，有助于减轻风险对于项目实施的不利阻碍，推动项目朝着预期目标前进，从而不断提升项目价值，保证最终绩效得以优化。由此提出假设H9：风险管理对项目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伙伴关系除利用接口管理、组织能力、合同管理的媒介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对项目绩效施加影响外，还可以通过加强设计、采购、施工等环节的管理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沟通协调效率、推动项目目标的更好实现。由此提出假设H10：伙伴关系对项目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3 研究方法

为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理论模型，采用问卷调研的方法收集实证数据，并采用偏最小平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对收集到的定量数据进行分析。

3.1 问卷调研

基于构建的概念模型，对调研问卷进行初步设计。问卷主要采用Likert 5分量表法，内容涵盖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及风险管理、伙伴关系、接口管理、组织能力、合同管理和项目绩效6个变量。调研问卷中各变量的具体指标见表 1。

选取12家具有丰富国际EPC项目承包经验的中国企业的员工作为调研对象，进行问卷发放。这12家企业在《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Record, ENR)》排名靠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广泛性。问卷共发放并收回201份，剔除数据填写不完整等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共177份。问卷样本涉及中国企业所承包的29个国家的54个国际EPC项目。被调研对象平均海外从业年限为12.59 a，超过50%的调研对象具有10 a以上海外工作经验。调研数据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总承包商在国际EPC项目中风险管理的真实情况。

3.2 数据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作为分析变量间潜在因果关系的有效工具，在管理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6]。不同于其他基于协方差的验证型结构方程模型，偏最小平方法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 SEM, PLS-SEM)通过最大化潜变量的解释方差来解释模型，是一种探索型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预测性和灵活性^[27]。PLS-SEM在处理复杂测量模型中具有一定优势，它对样本量要求低，样本量满足指向潜在变量的路径数量的10倍即可，并可适用于非正态分布数据^[28]。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侧重于研究各利益相关方伙伴关系对风险管理的作用机制以及对项目绩效的预测程度，适合采用PLS-SEM对模型进行验证。

本文运用SmartPLS 3.0和SPSS 22.0软件对PLS-SEM进行检验。首先通过对测量模型的因素负荷量、组合信度、指标信度、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和区别效度的计算，验证测量模型的信度(Cronbach's α)与效度; 接着进行模型共线性诊断; 最后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p值)、决定系数(R²值)与预测相关性(Q²值)。

4 结果与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测量模型的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各指标信度情况良好(因素负荷量>0.7)，各结构组合信度都良好(组合信度>0.7)，指标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7)，结构聚合效度^[24]良好(AVE>0.5)。检验结果表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与结构聚合效度。

进一步检验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即模型中潜在变量与其他变量的实际差异。区别效度检验应用Fornell-Larcker指标，当潜在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其AVE平方根值时，表明测量模型区别效度良好^[27]。区别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表 3中，非对角线上的数字均小于同行列对角线上的AVE平方根值，说明该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由表 2和3可知，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均良好，符合PLS-SEM应用条件。

4.2 共线性检验

对PLS-SEM路径回归的共线性进行检验。当自变量变异数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低于5、容许值高于0.02时，路径回归不存在共线性问题^[27]。运用SPSS 22.0软件输入PLS-SEM得出的潜在变量数值，采用多元回归作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知，各自变量变异数膨胀系数和容许值均符合要求，表明测量模型没有共线性问题。

4.3 预测准确性与相关性

运用SmartPLS 3.0软件Bootstrapping功能，从原样本中进行二次抽样，抽样样本数目设为5 000，以计算测量模型路径系数及其t值、p值，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和显著水平的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可知，“接口管理→风险管理”和“合同管理→风险管理”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上显著(p < 0.05)，其他回归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p < 0.01)。

进一步对测量模型各因变量的决定系数(R²)与预测相关性(Q²)进行计算。当某因变量的R²值大于0.3时，表明测量模型对该因变量的预测准确性良好^[28]; 当各因变量的Q²值均大于0，表明测量模型的预测相关性良好^[27]。运用SmartPLS 3.0软件Blindfolding功能计算各因变量的Q²值，设定省略距离为7(D=7);运用软件的PLS Algorithm功能计算各因变量的R²值。结果如表 6所示。

由表 6可知，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相关性，对“接口管理”“合同管理”和“项目绩效”的预测准确性较高，而“组织能力”和“风险管理”的R²相对较低。

4.4 结构路径分析

由PLS-SEM得到的测量模型路径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知，伙伴关系可以通过3条路径对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1) 路径A，伙伴关系→(组织能力→)接口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绩效; 2) 路径B，伙伴关系→组织能力→风险管理→项目绩效; 3) 路径C，伙伴关系→(组织能力→)合同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绩效。

首先，伙伴关系对接口管理、接口管理对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伙伴关系有助于降低接口管理中的合作风险管理障碍，提高各接口方的协同效率。据调研过程中总承包商提供的案例，在加纳某水电EPC项目中，为应对所在国政局不稳定的风险，总承包商通过大使馆、集团、媒体等多个层面推动与政府和业主的交流，邀请加纳总统多次到现场视察，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提升了各方在应对政治、法律、安全等外部环境风险的接口管理效率，如各项政府审批环节明显加快等。其次，伙伴关系对组织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组织能力对接口管理、合同管理、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伙伴关系能够加强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共享与学习创新，持续提升总承包商的组织能力。总承包商的组织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接口管理、合同管理和风险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据调研过程中总承包商提供的案例，在斐济某EPC项目中，面对基于澳新标准的设计能力不足问题，总承包商多次组织业主、咨询工程师、设计方等开展专题研讨，进行面对面交流，有效化解了设计变更、设计审批延误等风险，保证了项目绩效。最后，伙伴关系对合同管理、合同管理对风险管理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合同信息传递、分析与执行、变更与索赔表现，进而促进总承包商有效管理合同中分配给总承包商的风险。

从整体上来看，伙伴关系、风险管理对国际EPC项目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伙伴关系除了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对项目绩效产生间接影响外，还能够直接提升项目绩效。以上结果表明，基于伙伴关系的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模型(见图 1和2)中的假设H1—H10均得到了验证。

5 结论

通过构建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理论模型并进行检验，本文识别出伙伴关系对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的3条路径：1) 伙伴关系→(组织能力→)接口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绩效，2) 伙伴关系→组织能力→风险管理→项目绩效，3) 伙伴关系→(组织能力→)合同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绩效。本文揭示了国际EPC项目伙伴关系、风险管理与项目绩效的作用机理，验证了总承包商与利益相关方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加强接口管理、组织能力与合同管理，进而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和项目绩效的持续提升。据此，中国企业应从如下方面提升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水平：1) 构建基于伙伴关系的风险管理流程机制; 2) 提高接口管理效率，促进信息与资源流动; 3) 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持续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4) 提升总承包商合同履约意识，加强合同风险防范与应对。

本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性，并能够为实践提供指导。首先，本研究结合现代组织理论、接口管理和伙伴关系理论等，提出了基于伙伴关系的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模型，并构建了伙伴关系、价值提升过程(接口管理、组织能力与接口管理)、风险管理、项目绩效的指标测量体系，有助于提升对多组织动态风险管理的理解，所建立的指标测量体系为总承包商全面理解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现状与对应的管理策略提供了分析框架。其次，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揭示了伙伴关系、风险管理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为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利于推动总承包商基于伙伴关系，加强接口管理、组织能力提升与合同管理，进而实现风险的有效控制，促进项目绩效的提升。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基于中国施工企业作为国际EPC项目总承包商的特定视角，并不能完全覆盖中国企业在国际承包工程中的全部情况，例如中国设计企业在国际EPC项目中担任总承包商等，未来可考虑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其次，本研究侧重于单一项目的风险管理，在实践中，国际EPC多项目联合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本研究重点关注风险管理，未考虑接口管理、组织能力、合同管理这3种途径对项目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除伙伴关系外，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提升这3种途径进而直接提升项目绩效，值得更多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