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淡水资源包括被两个或多个国家共享的河流、湖泊及地下水含水层中贮存的淡水资源[1-2]。全球共有310处跨境流域[3]以及592处跨境含水层[4]。跨境流域覆盖了除南极洲之外的47.1%的陆地面积[3]，淡水流量估计占全球淡水流量总量的60%，流域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40%[5]。
跨境淡水系统不仅支撑了河流、湖泊流域内或跨境含水层区域内人民的生活，还将流域内各经济部门与生态系统联系成有机整体；跨境淡水的管理不仅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还使各流域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相互依存[5]。然而，流域各国家对共享水资源的需求及其优先次序不同，对水资源的开发进程不同，各国水治理模式和水资源文化也不同[6]，跨境水资源的问题比非跨境水资源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更易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形成冲突与合作交错发展的复杂局面。
跨境水冲突指的是利益相关方在国际共享水资源上语言、经济或军事的敌对行为，其中暴力跨境水冲突专指军事敌对行为[7]。冲突不应仅仅被定义为暴力行为或者怀有敌意的态度，还应包含面对问题时立场的不兼容性与差异[8]。跨境淡水合作指的是不同利益相关方采用和平方式管理或利用跨境淡水资源，这需要以互惠互利的方式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通力合作[9]。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阐述。
1.1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事关流域可持续发展跨境淡水系统通常有冲突与合作动态变化的特征[5]，冲突与合作状况影响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进而影响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是联合国制定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时的重要考量因素。联合国特别强调多层次的水资源综合管理要通过跨境合作来实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6, SDG 6)，较高的合作水平可以为跨境淡水资源综合管理提供稳定的实施环境。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明确将跨境流域被有效水合作制度覆盖的情况(指标6.5.2)作为水资源综合管理目标(SDG 6.5)的监测指标[10]。指标6.5.2中提到的“有效跨境水合作制度”指的是：流域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公约、协定或其他正式制度；存在一个联合机构为跨境水管理提供合作框架，保证流域国家之间定期和正式的沟通，制定联合或协调的管理计划与目标，以及定期交换数据和信息等[11]。
实际上，指标6.5.2全球监测的结果表明，有效跨境水合作制度常常缺失。在数据可用的62个国家中，只有59%的跨境流域面积(62个国家的跨境流域面积总和)实施了有效水合作制度，只有17个国家的所有跨境流域都被有效水合作制度覆盖，还有12个国家中没有任何针对跨境淡水系统的有效水合作制度[5]。即使在现有有效水合作制度覆盖的跨境流域，在合作的范围和强度方面也差别巨大，这是由跨境流域特定的历史、法律和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由于水资源的跨境属性，签署全部流域国认可的水协定本身存在各种困难[12]。从全球范围来看，较低的跨境淡水资源综合管理水平阻碍了SDG涉水目标的实现。以目前的发展速度——平均每年签订3份跨境水协定，目标6.5将无法按时完成[5]，即保证所有跨境流域必须拥有至少一项有效水合作制度。亟需加强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相关研究，为有效跨境水合作提供更多可行的制度选项。
1.2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影响区域安全与稳定跨境淡水资源的开发会对各个流域国造成不同形式的影响，而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影响从本质上是双向的：上游对跨境河流的开发会直接影响下游的径流，从而影响下游国家对水资源的控制权甚至影响下游国家水安全与国家安全；同时，上游山区的自然条件往往劣于下游的冲积平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往往落后于下游，下游国家对跨境水资源的开发，会挤压上游国家未来发展的空间[13]。在上下游国家施加影响与被影响的频繁互动中，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动态变化既是区域安全与稳定状态的反映，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区域安全与稳定。中亚水资源危机、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建设、约旦河水冲突都是跨境淡水系统与区域安全与稳定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
1.2.1 中亚水资源危机在苏联时期，中亚五国的跨境淡水合作机制运行顺畅，各取所需：夏季上游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水库放水满足下游国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灌溉需求；冬季上游国家水库蓄水，下游国家为其免费提供化石能源。然而苏联解体后，冬季下游国家不再免费为上游国家提供能源，所以上游国家夏季的水库调度也不再为下游国家的灌溉需求考虑，而是蓄水满足本国冬季电力需求[14]，同时大规模新建水电站。上下游国家间没有有效水资源分配协议，所有国家都宣布处于本国境内水资源是自己的财富，使咸海流域水资源和生态问题更加严重，出现公共资源利用中以个体利益为中心导致的“公地悲剧”现象[15]，严重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
1.2.2 埃塞俄比亚修建复兴大坝尼罗河流域覆盖东非和北非的11个国家，是沿岸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下游的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用水冲突尤为严重。2011年埃塞俄比亚开始了复兴大坝的建设，曾引起下游埃及和苏丹极度担忧与强烈反对，严重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引起世界广泛关注[16-17]。然而，经过长期磋商与时局变化，2015年三国接连签署合作协议，就复兴大坝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并签署了原则宣言，开启了三方合作的新篇章，推动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18]。
1.2.3 巴勒斯坦地区水资源危机约旦河是巴勒斯坦地区最主要的淡水来源，是该地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命脉[19]。长期以来，水资源的争夺与阿以民族矛盾互相交织，严重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20]。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提出未来犹太国家的建国声明，要求对约旦河源头地区的控制[21]。以色列建国后，阿以军事冲突始终不断，对水资源的控制和占有也是战争的目的之一[22]。1964年，以色列、约旦纷纷修建水坝从约旦河源头或支流引水，而叙利亚修建水库在支流上拦截。以色列认为叙利亚的水库直接影响了约旦河流入本国的水量，于1967年将其炸毁，随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源头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23]。
其他地区也存在一些剧烈冲突，如土耳其与伊拉克关于伊利苏大坝建设的冲突[24]、也门战争[25]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冲突[26]，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跨境水资源冲突有关，这种情势的发展都是对区域安全与稳定的重大威胁。
1.3 跨境淡水管理是域内外国家外交的重要内容跨境淡水系统往往兼顾界河、防洪、航运、灌溉、旅游等多重任务，是国家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被流域国家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流域内强权国家对水资源的控制往往被其他域内国家视作威胁，从而引发流域国家对跨境淡水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因此，跨境淡水管理对国家的水资源开发战略十分重要。总体来说，由于一个国家对跨境淡水系统的开发利用不可避免地涉及与流域内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跨境水的合作与冲突往往牵涉到流域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社会联系，因此跨境淡水管理是流域内国家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全球霸权、跨国投资、殖民历史等因素，跨境淡水管理往往还牵涉到域外国家，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27]。因此，由于有效合作制度的缺失或域外力量的干涉，不同流域国对跨境淡水资源需求的冲突常常无法协调，处理不当易引发国际纠纷，影响周边外交大局。
以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为例，中国作为流域国之一，将推动流域合作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内容，于2014年倡议成立了流域内第一个覆盖所有流域国的合作平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28]。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和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紧密联系为促进湄公河地区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影响作出了贡献[29]。同时，该流域也是域外国家全球外交的重点。美国为制衡中国在湄公河区域的影响力，启动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向该流域投资1.5亿美元，携手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加强与湄公河国家的联系[30]。其他域外国家，如法国与日本曾在湄公河流域进行过殖民活动，与湄公河国家存在广泛的联系[31], 近些年也积极投入到湄公河流域的发展中，希望寻求更多的国家利益。综上所述，更加科学全面地研究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可以为流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区域安全与稳定、国家周边外交关系提供政策建议。
2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分析框架动态系统是一系列因子进行复杂且非线性交互影响而随时间演化形成的系统，系统未来的状态由系统现在的状态决定，决定方式的函数可能是确定性的，也可能是随机性的[32]。数学研究中提出的动态系统理论除了应用在物理、化学、生物、医药[33]、工程等理工科研究领域[34]，也被应用于经济[35]、历史[36]、心理学[37]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系统是由流域自然因子与社会因子进行长期非线性共进化而形成的复杂动态系统，给定一个系统的冲突与合作状态，既有一定程度预测未来的可能，又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具有复杂动态系统的特征。其中既有人类社会通过水利工程建设等影响水量、泥沙、水质及其季节性等水文特性的一面，又有水文特性的改变影响生态环境进而反馈影响人类用水行为的另一面。在不同流域国复杂的人水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是跨境流域这一社会水文系统的重要状态变量，该变量受各种自然因子和社会因子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因此，本文运用数学中动态系统的一般方程来描述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这一复杂的动态系统，即采用状态量随时间发生演化的微分方程[38]，表示如下：
| $ \frac{\mathrm{d} y}{\mathrm{~d} t}=f(y, x, t). $ | (1) |
其中：y是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状态；x是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状态的驱动因素，可以分为自然驱动因子和社会驱动因子2类；t是时间，f是描述各种驱动因素作用下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状态变化规律的本构关系。
已有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可以归纳为2种研究范式：“自上而下”的演绎法和“自下而上”的归纳法。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研究中演绎法与归纳法的对比见表 1。演绎法研究预先假定了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作用机制，以及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再用现实案例对分析结果进行验证；而归纳法则不先入为主地预设任何理论，从冲突与合作的大量事实出发对冲突与合作进行量化并揭示其演化规律和驱动机制等。下面对演绎法与归纳法解答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研究中3个主要研究问题(水冲突与合作状态的定义与量化，水冲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水冲突与合作的演化规律)及其代表性研究进行介绍。
| 演绎法 | 归纳法 | |
| 研究思路 | “自上而下”，预先假定驱动因素，作用机制，演化规律，用事实数据验证 | “自下而上”，不预设理论假定，从事实数据中挖掘驱动机制与演化规律 |
| 代表性研究 | 对冲突与合作状态的连续体认识、二维矩阵量化；从自然因子(水量等)、社会因子(社会机构能力)探索驱动因素；提出不同理论(博弈、水文经济、社会水文、水外交)探讨系统演化规律 | 建立跨境淡水争端数据库，对冲突与合作状态离散化定义，通过水事件时空分布，进行流域风险评估 |
| 特点 | 从理论层面把握问题本质，提出理论框架，有助于深刻解读数据；但对具体问题的判断受先验认知的影响 | 用数据展现事实全貌，不依赖先验理论，避免固有认知偏差；可形成基于数据的知识发现，推动新理论产生；但数据质量与解读水平影响结论的普适性 |
2.1 演绎法
演绎法的研究成果比较多，研究问题包括了式(1)中的3类要素。第1类是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状态定义与量化的研究，即如何理解、定义并量化y；第2类是对冲突与合作驱动因素及其驱动机制的研究，即x具体含有哪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和反馈的；第3类是对冲突与合作演化动态与规律的研究，即建立不同的模型来表达方程中的f函数。
2.1.1 冲突与合作状态的定义与量化关于y的研究，即对冲突与合作状态的定义与量化。人们对于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状态的认识经历了两极化到连续体的变化。起初人们认为冲突或合作是非此即彼的[39]，后面的学者提出了冲突与合作状态连续体定义[6]，认为在极端冲突与完全合作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过渡状态，这是在冲突与合作状态认识方面的重要进步。在此基础上，为了能够量化研究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研究者把冲突与合作按照一定强度等级标准进行打分[40]。更进一步，研究者揭示了冲突与合作的辩证特性，即冲突与合作在同一水事件中是同时存在的，是矛盾的不同方面，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有研究者将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用二维矩阵进行刻画，并且描绘出随着时局的发展，水事件在冲突-合作二维矩阵上的演化轨迹[41]，更加直观地反映出跨境水事件所蕴含的冲突与合作双重属性并存的事实。
2.1.2 冲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与机制关于x的研究，即对冲突与合作驱动因素与机制的研究。人们对于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驱动因素的探讨，涉及自然因子和社会因子两大类：自然因子中水文系统的属性、尤其是水资源量的多少[42]是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基础性物理因素；社会因子中社会机构能力[43]是跨境流域内组织机构应对变化的能力，可以是促进跨境流域内合作的推动剂，也可以是消弭跨境流域内冲突的缓冲剂。在对x探讨中，有些驱动因素是可以量化的显性利益，比如可以折算成货币的经济驱动因素；还有一些驱动因素是不太容易量化的隐性利益，比如国家荣誉等政治性驱动因素和生态考量等驱动因素。
2.1.3 冲突与合作的演化动态与规律关于f的研究，即对冲突与合作演化动态与规律的研究。通过模型模拟研究f(y, x, t)应该有怎样的作用机制，探讨在已经对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状态的驱动因素x有一定认知的基础上，整个动态系统是怎样演变的。因为跨境淡水系统是复杂系统，人们不可能给出一个完美通用的方程来描述其动态演化规律[44]，所有这一类型研究都是在利用已有知识尽可能全面地描述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期望与现实情况下跨境流域水冲突与合作的动态得到较好的拟合，用于解释历史规律并预测未来趋势。博弈研究尝试从利益分配角度理解流域内水冲突与合作演化动态[45]；水文经济模型关注流域内自然与经济的纽带关系[46]；社会水文模型模拟了流域内社会系统与水文系统的耦合关系，从而探讨水冲突与合作演化规律[47]；水外交研究从策略手段上探讨流域共享水资源的冲突解决的模式[48]。这些研究方向都是在已有的知识体系下尽可能全面描述跨境水冲突与合作的动态，从而理解其演化规律。
2.2 归纳法归纳法研究的关注点为从历史事实中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升华为新的理论。在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归纳法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构建了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数据库并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归纳法研究与演绎法研究关注的研究问题相同，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式(1)的各个要素。归纳法研究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揭示人们先前对于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认知的不足或者偏差，形成不依赖于先验知识的新认识。例如TFDD跨境淡水争端数据库，基于历史统计结果揭示了极端水冲突事件发生比例远低于预想的事实[41, 49]。在大数据时代，人类拥有了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归纳法研究也展示出其发展潜力。
自上而下式“理论指导实践”的演绎法研究与自下而上式“在实践中发现理论”的归纳法研究属于2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在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中同等重要。更加科学的理论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问题本质，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解读数据；多维度的数据挖掘有助于形成基于数据的知识发现，从而推动新理论的产生。
3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进展节2基于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框架对演绎法与归纳法2种研究范式的研究思路、研究问题，与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3个主要研究问题(水冲突与合作状态的定义与量化，水冲突与合作的驱动因素，水冲突与合作的演化规律)对应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动态系统的3个主要方面。逻辑上讲，对水冲突与合作状态的定义与量化的基本研究应先开展，在此基础上对系统驱动因素与演化规律进行研究，两者往往同时进行。然而科学研究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随着对系统驱动因素与演化规律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系统的理解更深刻，对水冲突与合作状态更加科学的定义与量化方法应运而生，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研究系统的发展。
3.1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状态定义与量化研究进展之前研究者曾把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置于坐标轴的两个极端，形成了对冲突与合作状态的两极化定义[39, 41]。然而Sadoff等[6]提出冲突与合作的状态应该是一个连续体，在极端冲突与完全合作之间连续变化，这种连续体定义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冲突与合作动态变化的事实。
冲突发生模式的经验研究证明：冲突与合作不是一个静止状态，其强度随冲突生命周期动态变化，且冲突生命周期具有重现性[50]。为了更好地量化冲突与合作的状态，便于进行统计与计算，冲突与合作的连续体被离散化分级定义，如欧盟委员会冲突预防网络(Conflict Prevention Network of European Commission)(见图 1a)将冲突与合作状态分为稳定和平、不稳定和平、高度紧张与公开冲突4个等级[51]；Lund[52]将“持久和平”到“战争”状态按照不同强度分为5个等级，并指出冲突生命周期曲线随着时间与程度变化时宜采取的预防、管理与解决的政策导向[50](见图 1b), 此定义一直被美国和平研究院(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的教材采用[53]；Yoffe等[54]将冲突与合作的连续体分了15个等级，对每个等级进行了概念化定义，并且根据事件的强度进行了从负7到正7的赋值(见图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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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跨境水冲突与合作的离散化定义汇总 |
Zeitoun等[41]研究认为冲突与合作在大量的现实情况下是共存的，提出了跨境水冲突与合作的矩阵化定义——Mirumachi's Transboundary Waters Interaction NexuS (TWINS)，提供了一种同时考虑冲突与合作的可行方法。TWINS揭示了冲突与合作共存的事实，并且低等级的冲突可能推动了跨境流域问题的解决；也揭示了水互动中的合作可以有不同侧面，合作同样可以隐藏、促进冲突，过于激进的合作甚至会加深冲突。决策者如果不加以注意，很容易忽略其中的细微差别，从而导致不完全的分析和无效的政策。
3.2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驱动因素与机制研究进展 3.2.1 自然驱动因子：水短缺与跨境合作水平的倒U曲线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是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重要驱动因素。Dinar [42]认为资源的短缺性是导致跨境淡水冲突的驱动因素，而且合作与短缺的关系符合倒U曲线，即在水资源极其匮乏的一端，跨境淡水系统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任何合作均难以达成；而在水资源极其丰富的另一端，跨境淡水系统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合作行为；只有在水资源既不过度短缺也不极大丰富的中间状态，跨境淡水系统的合作才是必要且可能的。如果以水资源的短缺性作为横坐标，跨境合作水平作为纵坐标，则跨境水合作与水短缺的关系就表现为倒置的U形曲线。这里的资源短缺不仅仅指水量匮乏，还有水量分配不科学、水质不达标、无法满足水电与防洪的要求，及其他环境与能源要素短缺等；而且水短缺与合作的关系也从最初的物理上的“狭义水短缺”演变为把水资源管理机构的短缺性也包含在内的“广义水短缺”[41-42]。Dinar[42]提出水资源合作会在短缺程度中等情况下最为繁盛，他还认为特别因素的短缺会导致针对这一要素的谈判和协约，因此短缺性不仅会导致国际冲突，还可能引导合作。实际上，在广义水短缺的定义下，流域会至少处于一种类型短缺的倒U曲线的合作区间之内，例如水量丰沛的跨境河流可能有谋求水电及防洪合作的需求。
3.2.2 社会驱动因子：“制度能力”“社会动机”与“水政治”跨境水冲突的发生与流域制度能力联系密切。Wolf等[43]提出了“制度能力”重要性的假设，流域中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和激烈程度是因为流域中发生变化的速度超出了流域中水管理制度消弭变化的能力。为评估跨境流域制度的有效性，研究者对制度有效性的内涵开展研究[55]，认为跨境流域制度需要从推动签订国际条约能力与实现过程设计中的元素的能力2方面考量其有效性与表现。现实情况与理论研究相一致，制度能力水平对跨境水冲突的影响在全球跨境流域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Rüttinger等[56]在全球跨境水冲突热点图中指出的4个冲突热点地区(土耳其与伊拉克，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比亚、苏丹与埃及，以及湄公河流域)，均是冲突事件多且较严重的流域，也是冲突解决恢复性机制缺失的地方。相比较而言，制度能力水平较高的流域，如多瑙河流域，大量冲突事件还处于轻微水平，就已经被良好的合作推动因素消弭，这种合作推动因素根植在整个欧洲融合的进程当中[57]。
除制度能力外，社会驱动因子还包括社会动机(社会价值导向)与强权政治。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社会动机可能来自于[58]：1)个人主义，使自身利益相对最大化的动机；2)竞争，使自身利益超过他人利益的动机；3)合作，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4)利他主义，使他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至于影响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强权政治，学者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提供了理论探讨：比如国家权力关系与跨境合作如何影响跨境淡水管理水平[59]；现实主义者把合作视为强权政治的延伸[60]。这些学者认为合作只可能在某一流域国足够强大的情况下发生，即当强国可以把自己的合作意愿强加给弱国时。类似的观点认为条约是常规外交行为关注到国家力量权衡时的延伸或工具。“水治理”的研究学者[61]认为，通过系统地分析影响跨境水条约签署的驱动因素是一种研究水冲突与合作驱动因素的方法，通过文献调研对双边和多边流域水条约的签署进行对比，提出国家利益、交易成本和条约红利的分配是推动跨境水条约形成的重要社会驱动因素。然而，Williams[62]指出跨境水治理领域的政策工具往往落后于时代，难以应对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变化带来的挑战。这些跨境水治理工具可能由于未考虑地缘政治这一重要的社会驱动因素，也未切实考虑当代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从而不能可持续发展。
尽管有大量的理论研究是基于个人或者群体的实验和案例研究提出的，但由于对跨境淡水系统的现实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对这些社会因素也难以量化，无法在跨境淡水系统的变化与管理决策的变化之间建立动态反馈，因此定性地描述和解释驱动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社会因素还没有实现。
3.3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演化动态与规律研究进展 3.3.1 博弈研究与基于水文经济模型的优化水资源管理往往涉及冲突，尽管利益相关者希望改善流域现状，达到共赢，而有时他们的行为反而对所有参与者都造成了损害。Just等[12]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驱动机制，尝试通过利益分配理解流域内国家的冲突与合作的行为，把经济外部性考虑进决策体系中。Madani[45]回顾了一系列非合作水资源博弈在水资源管理和冲突化解中的适用性，并且说明了水资源问题的动态结构，以及通过研究此类问题考虑到水资源博弈演化路径的重要性。Müller等[63]用博弈论探讨了跨境地下水含水层的合作，认为共享地下水含水层的国家若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地下水，则可以避免在共享资源利用中常出现的“公地悲剧”现象，为避免和解决跨境地下水含水层利用的潜在争端提供了借鉴。Dombrowsky[64]把互惠互利作为促进合作的驱动因素, 包括利益分配、不确定性减少以及经济发展规划等，这些驱动因素可能推动更广泛的合作，而不仅是关注自身利益和策略的合作。随着研究的深入，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博弈模型种类繁多，总结为如下几类：合作博弈重点关注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65-67]; 重复博弈和动态博弈重点关注各国多次进行博弈，而非单次的静态博弈[68]; 演化博弈则重点关注国家在博弈过程中行为偏好等发生的变化。博弈论模拟跨境淡水系统问题时是以每个流域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为目标，与传统的系统科学考虑全局最优化相比更贴近现实情况。同时，水文经济优化模型也是研究跨境淡水系统冲突与合作的重要工具，近些年来更多地关注跨境流域上下游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水—粮食—能源之间的纽带关系研究[46]。
3.3.2 社会水文模型博弈论的最优化是基于场景设计的，无法反映纷繁复杂现实社会中冲突与合作的动态变化[12]，社会水文学则研究耦合人水系统的动态和协同进化[69]，将人类的用水行为等要素视为系统的内生变量，即人类用水一方面显著影响水文系统，另一方面受水文因素影响做出调整[70-71]。从耦合演化的角度开展研究，能够理解和模拟人水系统中的“涌现行为”，例如灌溉区农业用水先增加后减少的“钟摆现象”[72]、节水灌溉越节水越缺水的“灌溉效率悖论现象”[70]、堤坝建设降低人类洪灾记忆而增加人类洪灾风险的“堤防效应”[73]、干旱结束后人类取用水需求迅速反弹的“反弹效应”[74]等。在跨境河流流域，主权国家拥有各自的开发进程，在自然、经济、政治外交等要素[75]和上下游互动关系的共同作用下，跨境河流人水系统的耦合演化可以采用社会水文模型开展研究。如芦由[76]提出了跨境河流社会水文理论框架和模型框架，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构建了耦合水文、水库调度、效益计算和政策反馈的社会水文模型，模拟了在上游水库建设、干旱等事件影响下跨境河流合作与冲突演化过程，并指出在未来干旱和下游灌溉快速增加等水资源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水库建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跨境河流上下游冲突程度。此外，Tian等[77]还在咸海流域构建了取用水合作的跨境河流社会水文模型，揭示了在水资源的丰枯周期交替过程中，跨境流域内制度要素无法在十年尺度及时转变，导致取用水快速增加，出现“公地悲剧”和生态系统的恶化。
3.3.3 水外交外交是国家或机构的代表通过谈判的手段对国际关系进行管理的技巧和艺术，而水外交是被学者们扩展为在共享水资源发生冲突时解决本土和跨境尺度下的水问题的创新性方法和策略性手段。Zareie等[78]的研究指出虚拟水、水冲突、国际水法等是水外交的重点研究主题，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境水冲突普遍比发达国家频发，是由于发达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跨境水条约，可从制度角度消解诸多驱动冲突产生的因素；虚拟水贸易可通过减少需水量，缓解水资源压力，预防水冲突发生；为国家间的谈判提供合适的条件，加强制度能力建设，进行合作与谈判水平训练，是避免水冲突的社会驱动手段。BAR项目[79]希望通过流域风险评估的研究，敦促合适的国际组织关注跨境流域的预防性外交措施，尤其应尽力避免流域未来潜在的冲突风险。因此，水外交可能有助于解决各种水冲突，是推进水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的工具。
3.4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数据库构建及其应用研究进展跨境淡水冲突数据库(transboundary freshwater dispute database，TFDD)由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发[80]，包含国际水事件、跨境淡水系统空间分布、国际淡水条约、国际流域组织、区域水管理基准工程、美国州级水契约、美国几大流域的研究数据集合等子数据库。TFDD记录了1948—2008年之间的6 400多个历史上的跨境水事件，去掉数据库中重复记录后有3 813件，它们来自已有的政治科学数据集及各种新闻媒体文章。TFDD根据水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地区进行编码，对水事件强度等级评分(见图 1)，且提供事件详细信息摘要[49]。图 2展示了1948—2008年间3 813件跨境水事件按冲突与合作程度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全球范围内完全合作和极端冲突的例子数量都非常少，大量的水冲突事件都是比较轻微的，而水合作的程度也有待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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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1948—2008年BAR项目不同等级冲突与合作事件数量分布(基于TFDD数据库绘制) |
TFDD结合水事件的空间分布，并通过冲突与合作的精确定义全面考虑了各种程度的国际水互动，旨在确定国际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历史指标，从而建立框架以识别和评估面临淡水冲突潜在风险的跨境流域。TFDD通过对淡水资源与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全球范围内的探索，填补了淡水资源与国际冲突全球事件数据库研究的空白[41]。
4 结论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对流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安全与稳定及流域国的外交关系都十分重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际学者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而我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则多局限于具体河流的气象水文等自然属性的研究，从自然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系统开展的跨学科研究还相对较少，与我国跨境河流大国的国情不相匹配，制约了我国跨境淡水管理政策制定能力的提升。跨境淡水资源利用的问题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一般性，对全球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对我国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在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国内外研究进展系统梳理的基础上，着眼于提升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预测能力从而增强对跨境淡水冲突的危机管理能力，从5个方面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总结，以期为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4.1 演绎法与归纳法的结合现有研究在演绎法与归纳法这2种研究范式上比较割裂，然而2种研究范式应该相辅相成。更加科学的演绎法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问题本质，也有助于更深刻地解读数据；多维度的归纳法数据挖掘有助于形成基于数据的知识发现，从而推动新理论的产生。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以前不容易记录下来的数据，现在得以通过各种信息网络留存，并可以通过计算机对海量数据完成获取、分析的过程[81]。挖掘近些年跨境水事件与当地水事件之间关联的研究，需要更加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82]，新时代数据科学的进步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应摒弃传统的人工判读方法，而尽可能开发高效、准确的机器研究方法。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理论研究在新的数据方法的支持下进行迭代，演绎法与归纳法相结合的研究将使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研究领域焕发新的生命力。
4.2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全球规律由于跨境淡水系统问题特异性很强，受研究流域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流域国力量对比等要素影响，以前的研究多是针对某一个流域进行，不足以形成一般化的规律性认识[82]。此外，旨在量化全球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事件的代表性研究——TFDD数据库，最新数据也只覆盖到2008年[49]。然而，近些年全球对水资源问题关注持续升温，人们对于全球是如何适应与响应持续增强的水资源压力的信息的需求就变得十分急迫。因此，加强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一般规律的认知，建立完善的全球范围内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数据库就显得尤其重要。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应跳出对历史已发生水事件的记录与统计的局限，着眼于数据的挖掘与理论的深化，形成全球规律性认识，从全球经验总结中提升对跨境水冲突与合作动态的预测能力。
4.3 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演化机制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辅相成的，在流域的不同发展阶段还可以相互转化[41]。之前针对跨境淡水冲突事件的研究，更多着眼于武装暴力冲突的事件，然而鲜有证据表明跨境淡水资源问题是导致暴力冲突的首要因素[82]；而且关注武装暴力冲突的事件，会忽略大量轻微事件存在且占比更大的事实[49]。轻微事件或许是一个愈演愈烈局势的萌芽阶段，因此着眼于激烈冲突事件未能体现冲突与合作演变转化的过程，否认了冲突与合作可能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发展阶段[41]，如果在合作向冲突转化的引爆点[83]采取适时的政策干预，则可能会收获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深入理解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的演化机制，从内在机制方面提升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动态的预测能力。
4.4 跨境水资源与非跨境水资源的内在联系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跨流域调水往往成为一个国家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手段，这就可能将跨境水资源和非跨境水资源紧密联系到一起。本地水资源的时空变化是水短缺的决定性因素，它与全球水资源利益关切的互动会导致更加复杂的系统动态[84]。这就要求水资源管理的决策者更好地理解系统恢复力稳定性的阈值[85]，以及黑天鹅事件出现的可能性[69]，同时还要考虑系统多尺度的动态变化[86]。然而目前跨境水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多关注于跨境水事件本身，忽略了一个国家本地水事件与跨境水事件之间的联系[82]。因此，需要加强对跨境水资源与非跨境水资源内在联系的研究，从国内外两个大局方面提升对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动态的预测能力。
4.5 经济社会发展和气候变化条件下的跨境淡水资源管理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水文系统的稳定性已经不复存在，水资源管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87]。然而挑战往往与机遇共存，跨境水资源的利用永远不可能是零和博弈，全流域范围的跨部门合作可以为跨境流域的利益共享开辟创新性的选择。在跨境淡水合作中，收益可分为4类[39]：提升河流生态系统质量的效益(benefits to the river，例如水质改善、环境保护等)；增加河流开发的经济效益(benefits from the river，例如水力发电、灌溉等); 降低冲突成本的效益(benefits because of the river，例如减少冲突的风险、维护地区安全等)；促进区域合作而超越水的效益(benefits beyond the river，例如市场整合、区域贸易的利益等)。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跨境淡水系统所能产生的收益、针对跨境淡水系统所能开展的合作，以及如何转化跨境淡水资源利用的冲突，都需要重新审视与思考。此外，现有跨境水治理领域的政策工具往往落后于时代，难以应对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的变化带来的挑战[62]，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跨境淡水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在跨境淡水冲突与合作理论研究基础上，就跨境淡水资源管理如何应对新时代挑战开展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全球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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