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工程企业进入海外承包市场。根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gineering News-Record, ENR)》的统计,2019年,中国有74家企业进入国际承包商250强,占比29.6%,国际营业额达1 200.1亿美元,占比25.4%,并表现出逐年稳步增长态势[1-2]。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承包商在完成质量、成本和工期目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施工阶段给所在地社区居民和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健康安全与环境(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 HSE)管理越来越成为国际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制约因素[3-4]。
相较于其他行业,建筑行业面临更高的安全风险,事故发生率显著偏高[5-6]。数据统计显示,建筑行业集中了全英国1/3的工伤事故[7],而这一数据在伊朗建筑业更是高达46%[8]。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探究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比如结构的安全性[9],缺少以系统性视角分析事故背后的根源[10]。HSE管理作为“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保护”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根植于项目的管理活动和流程之中,其影响因素较单一的安全管理更为复杂,受到承包商内部管理文化(内部环境因素)和项目外部环境因素等多方面的制约[11]。
本文旨在从承包商内部环境和项目外部环境的综合视角出发,通过建立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影响因素模型,揭示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作用机理,为中国海外承包商应对HSE管理挑战并成功履约提供指导和帮助。
1 模型构建传统组织管理理论将组织看作封闭的“孤岛”,而现代组织管理理论越来越重视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性。HSE管理体系发源于石油行业,作为系统、科学和规范的先进管理体系,有助于组织防范和控制事故的发生,降低组织受到的外部影响[12]。ISO 45001标准规定HSE管理内容包括:识别并理解组织所处的环境、领导承诺与员工参与、管理体系制定、资源支持、运行与控制,以及绩效评价[13]。
HSE管理体系近年来在建筑行业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14]。国际工程项目中的HSE管理可定义为以职业健康和安全防护为主要目的,依据国际或当地通行的标准规范以及企业管理体系所执行的项目管理活动和流程[15]。Kleiner等[16]将国际工程HSE管理进一步分为3个层面:技术层面(HSE规划)、人员层面(HSE培训)和管理层面(现场监管)。Dingsdag等[17]基于对107份调研问卷的数据分析认为,HSE教育培训和现场执行与监管是工程项目HSE管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部分学者认为除了HSE计划制定、管理制度执行和教育培训之外,国际工程项目中的HSE管理还应当包括对项目人员的绩效激励[18]。现有研究表明,严格的现场巡查、有效的培训宣贯和完善的事故处理等HSE管理活动可以显著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进而提升项目的绩效水平[19]。Duryan等[11]也认为承包商可以通过HSE管理吸取和借鉴以往工程案例的经验教训,提升项目的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1(H1)。
H1 国际工程HSE管理能够提升项目绩效。
HSE管理根植于工程项目的管理流程之中,受到项目外部环境和承包商内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Haslam等[20]在总结了100个工程事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HSE管理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动机、现场监管、劳动组织设计、现场工作环境、HSE管理文化等。Brace等[10]则在此基础上将影响因素进一步分为个人因素、组织内部环境因素和宏观环境因素3类。Goggin等[21]认为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同时受到了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方面的影响。综上,国际工程HSE管理环境包含市场、企业和项目多个层级[6],管理过程受到内外部环境因素的交互影响,如图 1所示。
|
| 图 1 国际工程HSE管理环境 |
绝大多数关于HSE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将关注点放在组织的内部环境上。企业通过向项目投入制度、资金、人力、技术和信息等资源,保障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和HSE管理等业务的执行,内部环境影响因素可定义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管理投入和文化氛围等要素的集合[22]。不同学者对国际工程HSE管理内部环境因素的维度有着不同的划分。Awwad等[23]将内部环境因素划分为高层承诺、管理制度和能力培训3个方面,Hon等[24]认为其中的第3个方面应为责任划分。Wu等[25]基于对21家中国工程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选取了管理优先级、高层承诺、管理制度和交流培训4个指标测量内部环境对HSE管理的影响。Choudhry等[26]认为在所有的内部环境因素中,高层承诺和管理制度最为重要。现有研究表明,内部环境因素对工程项目HSE管理影响显著[27-28]。Sawacha等[29]基于对120个工程案例的分析,揭示了高层承诺和资源倾斜可以显著改善项目HSE管理水平。Jafari等[30]则利用问卷调研,通过对347个建筑工人的实证数据分析,发现组织层面管理资源投入(如培训)可以显著提升现场HSE监管水平,进而提升项目整体的绩效。基于此,提出假设2(H2)和假设3(H3)。
H2 良好的内部环境能够提升项目HSE管理。
H3 良好的内部环境能够提升项目绩效。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内部HSE规章制度需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31-32],因而将研究重心放在了项目外部环境对HSE管理的影响机制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和文化环境等[16]。Yuan等[33]基于对238份问卷的数据分析指出了其中与HSE管理相关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 而部分学者将制度环境进一步细化为法律规范和技术标准环境[34]。现有研究表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项目HSE管理影响更为显著,对当地知识的深入了解和掌握可以实现更精确的风险管控,从而改善项目绩效表现[35-36]。雷振[37]基于381份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了国际工程项目制度性差异管理模型,认为中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差异可以显著影响设计、采购、施工和HSE等环节的绩效,对外部环境的了解不足可能会导致工期拖延和成本超支。除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外部因素外,还有学者认为利益相关方,尤其是业主和咨询工程师,同样会对项目HSE管理产生显著影响[10]。基于此,提出假设4(H4)和假设5(H5):
H4 对外部环境的深入了解能够提升项目HSE管理。
H5 对外部环境的深入了解能够提升项目绩效。
基于以上理论基础和假设,本文建立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2所示。
|
| 图 2 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影响因素模型 |
已有关于国际工程HSE管理的文献多从内部环境或外部环境单一视角展开,缺乏系统综合性研究,且对模型的验证缺少实证数据的支持[34]。同时,内外部环境如何作用于最终的项目绩效尚待进一步分析与阐释。因此,本文提出图 2所示的理论模型和假设以回答下列5个问题:1) 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如何测量; 2) 如何评价中国承包商的国际工程HSE管理表现和项目绩效; 3) 内外部环境因素如何提升国际工程HSE管理水平; 4) 内外部环境因素究竟如何作用于最后的项目绩效; 5) 提升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措施有哪些。
2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采用问卷调研收集实证数据,并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典型相关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CCA)和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
2.1 数据收集方法基于文献综述和概念模型,构建问卷指标体系,并利用Likert 5分法进行量化。问卷一共分为3部分:第1部分为基本信息收集,包括个人信息(行业工作年限、项目工作年限)以及项目信息(项目地理位置、项目类型、工期和合同额等)。第2部分为项目管理表现评价,包括HSE管理评价和项目绩效评价,1分代表HSE管理或绩效表现很差,5分代表HSE管理或绩效表现很好。第3部分为影响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包括管理层的资源投入、体系搭建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承包商对项目所在地经济发展情况、法律法规体系、技术标准规范和合作方资源能力的了解程度评价,1分代表非常不了解,5分代表非常了解。问卷指标选取的理论依据如表 1所示。
采用实地调研的方式向国际工程项目一线的项目经理和部门主管发放问卷261份,剔除重复填写和质量不佳的问卷66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195份。调研对象来自172个国际工程项目,平均从业9.3 a,表明调研对象有着较强的专业性和代表性。172个工程项目主要位于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地区,三者总占比为76.2%;超过一半(59.3%)的国际工程为水电项目,其次为房建市政(13.1%)和路桥项目(10.7%)。样本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2所示。
| 基本信息 | 指标 | 有效百分比/% |
| 行业工作年限 | 1~5 a | 35. 6 |
| 6~10 a | 34.0 | |
| 1 1 ~1 5 a | 12. 6 | |
| 1 6~20 a | 11.0 | |
| 21 a及以上 | 3. 8 | |
| 项目工作年限 | 0~1 a | 22. 6 |
| 1~2 a(不包括1 a) | 32. 1 | |
| 2~3 a(不包括2 a) | 22.6 | |
| 3~4 a(不包括3 a) | 12. 1 | |
| 4 a以上 | 10. 5 | |
| 项目地理位置 | 南美洲 | 31. 8 |
| 非洲 | 25.8 | |
| 东南亚 | 19. 4 | |
| 中东 | 12. 4 | |
| 欧洲 | 6.5 | |
| 南亚 | 4.1 | |
| 项目类型 | 水电项目 | 59. 3 |
| 房建市政 | 13. 1 | |
| 路桥项目 | 10. 7 | |
| 火电项目 | 6.5 | |
| 其他 | 10. 3 |
除发放问卷外,对172个工程案例的项目总结材料、节点报告、安全简报等材料进行收集和分析,为数据分析结果解析提供现实依据和支持。
2.2 数据分析方法对问卷收集的定量化数据,采用EFA、ANOVA、CCA和PLS-SEM等方法进行分析。EFA用于探究观测变量组的内在结构,并进行降维[47],本研究利用EFA对内外部环境因素、HSE管理和项目绩效所包含的观测指标进行维度划分,紧接着利用ANOVA对各个维度进行评价和比较。CCA能够分析两个变量组之间的整体相关水平[48],本研究利用CCA探究内外部环境因素与项目HSE管理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利用PLS-SEM对理论模型的路径进行验证分析。PLS-SEM对于小样本处理有着较强的优势,对数据分布没有特殊要求,结果有着较好的预测性[49]。
本研究使用SPSS 20.0、Stata 14.0和Smart-PLS 3.0统计软件实现上述定量分析。
3 调研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绩效评价对国际工程项目绩效指标进行均值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其中1分代表绩效表现很差,5分代表绩效表现很好。M代表均值,L代表因子载荷,VE代表主成分的贡献率。
| 因子 指标 | M | L | VE/% | α |
| 客户满意度 | 4. 11 | 31.22 | 0.90 | |
| 产品满意度 | 4.17 | 0.93 | ||
| 服务满意度 | 4.16 | 0.86 | ||
| 品牌口碑提升 | 4.00 | 0.70 | ||
| 履约绩效 | 3.79 | 42.94 | 0.87 | |
| 质量 | 3.98 | 0.70 | ||
| 进度 | 3.86 | 0.75 | ||
| 成本 | 3.74 | 0.85 | ||
| 利润率 | 3.58 | 0.70 |
Kaiser-Meyer-Olkin(KMO)值为0.83,Barlett球形度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项目绩效指标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 3可知,项目绩效可以分为客户满意度和履约绩效两个维度; Ch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表明信度较好。
总体而言,客户满意度指标得分均在4.0及以上,显著优于项目履约绩效,表明中国海外承包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业主的认可。相比之下,项目的履约绩效指标均在4.0以下,表明承包商在顺利履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成本和利润率指标分别得分3.74和3.58,排在最末两位。这种情况一方面归因于国际工程项目通常工期较长,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更为明显; 另一方面归因于中国海外工程项目多处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因供不应求造成的价格上涨情况。例如,在波兰A2项目中[3],由于项目所在国经济复苏和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带动效应,波兰国内物资设备价格大幅上涨,给项目的成本控制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海外承包商应加强对供应商的筛选,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基于风险共担进一步提升采购和施工业务等环节的成本控制水平,在满足质量和进度指标的基础上尽可能节约开销和成本。
利用ANOVA检验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国际工程项目绩效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域的国际工程项目绩效差异显著(见图 3)。
|
| 图 3 不同地域国际工程项目绩效差异 |
由图 3可知,欧洲项目的总体绩效水平显著高于位于其他地域的工程项目(F=6.456,p < 0.01),尤其是在客户满意度方面,这是由于欧洲国家法律规范更加严格,业主对工程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quality, 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QHSE)等方面均有着较高要求,承包商因此投入了大量资源以保障项目履约。例如,在本研究收集的案例中的马其顿A项目中,材料标准使用了ASTM标准,施工标准则主要采用了DIN标准。由于对DIN标准不熟悉,承包商聘请了德国工程师作为设计方,还聘请了当地律师事务所处理法律事务,大幅提升了承包商与业主、咨询工程师和其他相关方之间的沟通效率和接口表现,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
3.2 项目HSE管理评价对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指标进行均值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4),其中1分代表HSE管理表现很差,5分代表HSE管理表现很好。KMO值为0.93,Barlett球形度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HSE管理指标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 4可知,HSE管理可以分为现场监管、教育培训和规划设计3个维度; Ch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表明信度较好。现场监管指标得分均值为4.02,排在第1位,其中“应急预案准备充分”得分4.07,表明中国海外承包商在应急预案制定方面表现突出,对项目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故作了充足的准备。
| 因子 指标 | M | L | VE/% | α |
| 现场监管 | 4. 02 | 24.24 | 0.93 | |
| 应急预案准备充分 | 4. 07 | 0.80 | ||
| 考核制度完善 | 4. 03 | 0.70 | ||
| 现场监管严格 | 4. 01 | 0. 76 | ||
| 目视化工作到位 | 3. 97 | 0.83 | ||
| 规划设计 | 3. 83 | 32. 56 | 0.96 | |
| 物资存放合理 | 3. 91 | 0.84 | ||
| 作业工序设计得当 | 3. 89 | 0.83 | ||
| 交通线路规划合理 | 3. 84 | 0. 77 | ||
| 危险品运输保护完善 | 3. 82 | 0. 71 | ||
| 劳动组织设计合理 | 3. 81 | 0.84 | ||
| 废弃物处理计划完善 | 3. 68 | 0.70 | ||
| 教育培训 | 3.78 | 21. 59 | 0.94 | |
| 施工方法培训完善 | 3.83 | 0.70 | ||
| 对培训内容有建议权 | 3.79 | 0.73 | ||
| HSE相关培训完善 | 3. 72 | 0.80 |
规划设计指标得分均值为3.83,排在第2位。其中,“物资存放合理”排在第1位,表明承包商在物资,尤其是危险品存储方面表现出色。例如,在白俄罗斯B项目中,项目部为易燃品等危险品设置了独立的仓库,并要求对取用量、取用时间和实际用途进行详细记录。“废弃物处理计划完善”得分3.68,显著低于其他指标,排在最末,表明承包商在废弃物处理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在喀麦隆C水电项目中,法国咨询公司对于包括废铁、废油、水泥袋在内的废弃物的处理有着严格的要求,多次勒令承包商对不符合环保标准规范的处置措施进行整改。
教育培训指标得分均值为3.78,排在最末,尤其是HSE相关培训得分3.72,表明承包商对施工作业人员的HSE培训宣贯仍有待加强。案例调研结果表明,中国承包商在东南亚和南亚承接的工程项目中,劳务通常来自孟加拉、印度等多个国家,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较为薄弱。例如,在尼泊尔D水电项目中,管理人员经常在现场巡查中发现未系好安全带便进行高空作业的现象,给项目的HSE管理带来了巨大隐患。承包商在面对构成复杂的外籍劳务人员时,应格外重视安全教育培训,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从而减小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
利用ANOVA检验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表现的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项目HSE管理得分差异显著(见图 4)。
|
| 图 4 不同类型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表现差异 |
由图 4可知,承包商在房建市政项目中的HSE管理表现显著劣于其他项目(F=2.921,p < 0.05),尤其是在规划设计和教育培训方面。相较于多位于偏远地区的电力和路桥项目,房建市政项目通常位于人口众多的城市,利益相关方构成复杂。例如,在肯尼亚内罗毕D市政道路项目中,承包商多次受到当地社区和居民关于噪声和粉尘污染的投诉,由于项目由世界银行投资,项目导致的环保问题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承包商为此购置了2辆雾炮车进行降尘,以降低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施工和安全培训同样是国际项目HSE管理的难点。以肯尼亚E公路项目为例,项目所在地纳罗克郡89.2%的人口未上过初中,教育水平极其落后,且当地人以马赛族为主,使用马赛语进行日常交流,而非肯尼亚官方的斯瓦西里语和英语,严重影响了承包商对当地劳务人员的培训和宣贯效果。
3.3 内部环境影响因素对影响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内部环境因素进行均值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5),其中1分代表承包商表现很差,5分代表承包商表现很好。KMO值为0.95,Barlett球形度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环境影响因素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 5可知,内部环境可以分为体系建设、资源投入和学习共享3个维度; Ch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表明信度较好。
| 因子 指标 | M | L | VE/% | α |
| 体系建设 | 4. 02 | 24.09 | 0.94 | |
| 事故处理流程完善 | 4. 07 | 0. 76 | ||
| HSE事故问责清晰 | 4. 03 | 0.85 | ||
| 体系执行力较强 | 3. 99 | 0.70 | ||
| HSE管理体系完备 | 3. 97 | 0.73 | ||
| 资源投入 | 3. 96 | 30.46 | 0.94 | |
| 有着较高的优先级 | 4.03 | 0.73 | ||
| 注重人才引进 | 3. 95 | 0.85 | ||
| 资金投入充足 | 3. 94 | 0. 75 | ||
| 注重管理培训 | 3.90 | 0. 78 | ||
| 学习共享 | 3.90 | 29. 98 | 0.93 | |
| 熟知HSE管理体系 | 3. 91 | 0.70 | ||
| 鼓励改进建议和意见 | 3. 91 | 0. 78 | ||
| 注重知识共享 | 3.90 | 0. 79 | ||
| 注重管理经验总结 | 3. 89 | 0. 72 |
体系建设指标得分均值为4.02,排在第1位,表明承包商建有完善的HSE管理体系和突发事故处理流程,并能够有效执行。例如,A公司为海外项目部制定了HSE标准化管理手册,包括HSE管理制度(监督管理机构建设管理方法、责任制度、检查管理方法、管理文件与信息上报方法等)以及HSE管理制度实施指南(规程的基本要求、工作程序、资料管理实施细则),以便对安保投入、消防安全、交通安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械管理、危险品处理、废弃物处理、职业病防护等风险源管控提出明确的规定。
资源投入指标得分均值为3.96,排在第2位,其中HSE管理“有着较高的优先级”和“注重人才引进”分别得分4.03和3.95,排在前2位; “注重管理培训”得分3.90,排在最末,表明承包商在母公司层面能够在战略上重视HSE管理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但是在HSE管理培训投入方面还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马来西亚F市政项目总结材料中提及项目部对外来劳务安全培训缺少必要的资料,如找不到所需语言的安全教育视频等,而国内材料翻译比较困难。因此,承包商应在集团层面统一制作多语言HSE管理培训所需资料,并采用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形式,供海外项目部基层HSE管理培训使用。
学习共享指标得分均值为3.90,排在最末,表明承包商在HSE管理经验总结和知识共享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以B公司为例,集团基于多年在中东市场的项目经验,邀请外籍专家耗时两年共同编撰了HSE管理体系,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归因于该公司HSE管理高层人员多为语言和学习能力较弱的老一辈,同时由于HSE管理为服务项,而非生产性投入,各部门管理人员缺乏主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但从长远角度看,加强HSE管理不仅可以提升国际工程项目的绩效,还可以树立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品牌形象。承包商应在集团层面设置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培养先进的HSE管理文化,搭建HSE管理体系和信息沟通平台,鼓励员工主动参与到HSE管理体系的学习中,从而从组织层面提升员工的学习意识和管理水平。
使用典型相关分析分析内部环境因素(资源投入、学习共享和体系建设)与HSE管理(教育培训、现场监管和规划设计)之间的相关水平,结果如图 5所示。
|
| 图 5 内部环境-HSE管理典型结构图 |
典型相关系数为0.83,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环境因素和项目HSE管理高度相关。典型变量U1可以解释内部环境67.3%的组内方差,V1可以解释HSE管理78.7%的组内方差。由图 5可知,承包商内部管理资源投入和HSE管理体系建设可以显著提升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规划设计和现场监管水平。
3.4 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对影响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均值统计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 6),其中1分代表承包商对该外部环境因素非常不了解,5分代表非常了解。KMO值为0.92,Barlett球形度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外部环境影响因素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由表 6可知,外部环境可以分为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和利益相关方4个维度; Chronbach's α值均大于0.8,表明信度较好。
| 因子 指标 | M | L | VE/% | α |
| 经济环境 | 3. 70 | 16.77 | 0.85 | |
| 劳动力供应市场 | 3. 77 | 0.82 | ||
| 材料设备供应条件 | 3. 68 | 0.86 | ||
| 宏观经济发展情况 | 3. 66 | 0. 75 | ||
| 技术环境 | 3. 58 | 18.87 | 0.95 | |
| 施工标准规范 | 3. 65 | 0.80 | ||
| 设备标准规范 | 3. 59 | 0. 81 | ||
| 试验标准规范 | 3. 57 | 0. 81 | ||
| 设计标准规范 | 3. 54 | 0. 79 | ||
| 材料标准规范 | 3. 54 | 0.82 | ||
| 法律环境 | 3. 56 | 21. 13 | 0.95 | |
|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 3. 64 | 0.82 | ||
| 进出口法律法规 | 3. 59 | 0. 70 | ||
|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 3. 55 | 0.80 | ||
| 征地移民法律法规 | 3.47 | 0.83 | ||
| 利益相关方 | 3. 51 | 25. 69 | 0.88 | |
| 业主支付能力 | 3. 64 | 0. 73 | ||
| 当地政府信用 | 3. 53 | 0. 70 | ||
| 合作企业资源条件 | 3. 52 | 0. 70 | ||
| 当地居民利益诉求 | 3. 48 | 0. 77 | ||
| 咨询工程师技术背景 | 3.40 | 0. 70 |
经济环境得分均值3.70,排在第1位,表明承包商对项目所在地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最为深刻,尤其是对材料设备和劳动力市场。对原材料供应链情况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承包商精确制定采购计划和方案,从而选择合适的供应商,以确保采购和施工等业务之间的衔接。例如,在赤道几内亚E水电项目中,承包商在进场前便对当地水泥等物资的产能进行深入调研,提前一个月制定当地物资采购计划,从而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技术环境得分均值为3.58,排在第2位,表明承包商对当地的设计、施工、材料和试验技术标准规范同样具备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国外技术标准规范的学习和理解有助于承包商提出更为准确的设计方案,选择适当的施工工艺和方法,减少与业主、咨询工程师因中外标准差异而产生的摩擦和分歧。例如,在突尼斯G房建项目中,当地采用法国标准,设计要求更为保守,对配筋量、水泥用量有着严格的规定。承包商提前就法国标准规范组织集体学习和研讨,对设计软件进行使用培训。最终的设计方案成功通过了业主和咨询工程师审批,节约了设计成本和时间。
法律环境得分均值为3.56,排在第3位,表明承包商对当地法律法规的收集和学习,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得分3.55)和“征地移民法律法规”(得分3.47)方面,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对当地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缺乏认知,不仅可能使承包商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导致项目的最终失败。例如,在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中,承包商在投标报价阶段因不了解当地的动物保护法,未计入动物通道设计和建设成本,加上原材料和机械设备等价格大幅上涨,最终不得不提前终止项目。
利益相关方得分均值为3.51,排在最末,表明承包商无论对业主和当地政府的信用、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力条件,还是对当地居民利益诉求的了解均亟待提升。对合作伙伴技术背景、业务能力和信用风险的准确了解和把握有助于承包商与之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基于风险共担和平等互利,实现多方共赢。对当地社区和居民利益诉求的了解有助于减少施工过程中与当地居民的摩擦,降低可能的社会舆论影响。缺少投标阶段对当地政治、社会背景的前期调研可能会给后面的项目实施带来潜在的威胁和隐患。例如,在柬埔寨H水电项目中,由于水库带来的移民问题,当地环保组织和群众极力反对修建,导致项目在签约后3 a内都无法启动。
利用ANOVA分析承包商对不同地域国际工程HSE管理外部因素了解程度的差异,结果如图 6所示。
|
| 图 6 不同地域国际工程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差异 |
由图 6可知,承包商对中东和南美洲国家经济、技术和法律环境的了解程度显著低于对其他国家的了解(F=5.714,p < 0.01),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和非洲。这一方面归因于中国承包商进入中东和南美洲市场时间较晚,另一方面归因于这些国家本身与中国政治、文化、社会背景差异巨大。例如,在卡塔尔I道路项目中,受英国殖民历史影响,当地多采用BS、ASTM和AASHTO标准,对其他国家技术标准认可度较低。当地环境保护法规要求几近严苛,在土石方工程中,机械设备漏油污染的土地需要挖掘几十cm至1 m深进行处理。对当地技术和法律环境的不了解给承包商带来了很大的HSE管理与成本控制压力。
由于中国承包商进入南美洲承包市场时间相对较晚,对这一区域国别环境和风险的了解同样较为欠缺。例如,在厄瓜多尔J水电项目中,当地森林保护法和野生珍稀动物保护法十分严格,砍伐林木要经过业主和环保部门的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接受第三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不定期检查,项目部曾因环保措施不当被单次罚款数万美元。
再使用典型相关分析分析外部环境因素(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和利益相关方)了解程度与HSE管理(教育培训、现场监管和规划设计)之间的相关水平,结果如图 7所示。
|
| 图 7 外部环境-HSE管理典型结构图 |
典型相关系数为0.54,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外部环境因素了解程度和项目HSE管理高度相关。典型变量U1可以解释外部环境因素87.7%的组内方差,V1可以解释HSE管理80.5%的组内方差。由图 7可知,承包商对于法律环境和技术环境的深入了解可以显著提升国际工程项目HSE管理规划设计和现场监管水平。
3.5 模型验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项目绩效析出2个因子(履约绩效和客户满意度)、将HSE管理析出3个因子(教育培训、现场监管和规划设计)、将内部环境因素析出3个因子(资源投入、学习共享和体系建设),以及将外部环境因素析出4个因子(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技术环境和利益相关方)。对外部环境、内部环境、HSE管理和项目绩效4个维度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7和8所示。表 7中:ML代表权重,CR代表组合信度,AVE代表平均方差提取值。
| 一阶变量 | 二阶变量 | ML | CR | AVE | α |
| 外部环境 | 0.93 | 0.76 | 0.89 | ||
| 经济环境 | 0.81 | ||||
| 法律环境 | 0. 90 | ||||
| 技术环境 | 0. 90 | ||||
| 利益相关方 | 0. 87 | ||||
| 内部环境 | 0.96 | 0.89 | 0.94 | ||
| 资源投入 | 0. 94 | ||||
| 学习共享 | 0. 96 | ||||
| 体系建设 | 0. 93 | ||||
| HSE管理 | 0.93 | 0.82 | 0.89 | ||
| 教育培训 | 0.89 | ||||
| 现场监管 | 0. 91 | ||||
| 规划设计 | 0. 91 | ||||
| 项目绩效 | 0.91 | 0.83 | 0.80 | ||
| 履约绩效 | 0. 92 | ||||
| 满意度 | 0. 91 | ||||
| 一阶变量 | HSE管理 | 内部环境 | 外部环境 | 项目绩效 |
| HSE管理 | 0.90 | |||
| 内部环境 | 0.82 | 0. 94 | ||
| 外部环境 | 0.50 | 0.50 | 0.87 | |
| 项目绩效 | 0. 62 | 0. 59 | 0.49 | 0.91 |
|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其余数字为对应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 ||||
信度检验方面,各结构Cronbach's α值和组合信度(CR)均大于0.9,表明本研究的问卷有着较好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49]。效度检验方面,4个维度的AVE值均大于0.7,表明收敛效度良好[49]。表 8检验的是各个维度之间的区别效度,AVE平方根值均大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个维度有着很好的区别效度[25]。
为验证外部环境、内部环境、HSE管理和项目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利用Smart-PLS对理论模型的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如图 8和表 9所示。
|
| **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虚线表示路径不显著 图 8 大型梯级水电项目知识管理模型验证 |
| 假设 | 路径 | β | t | 结论 |
| H1 | HSE管理→项目绩效 | 0. 37** | 3. 39 | 通过 |
| H2 | 外部环境→HSE管理 | 0. 12* | 2. 36 | 通过 |
| H3 | 外部环境→项目绩效 | 0. 22** | 3. 18 | 通过 |
| H4 | 内部环境→HSE管理 | 0. 76** | 19.90 | 通过 |
| H5 | 内部环境→项目绩效 | 0. 18 | 1. 59 | 未通过 |
|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
HSE管理和项目绩效两个因变量的R2均远大于0.3,表明模型对两个因变量的预测有着很高的准确性。图 8和表 9表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均对项目HSE管理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2和0.76,显著水平小于0.01。内部环境对项目绩效的直接作用路径系数不显著,通过HSE管理间接提升项目绩效水平。外部环境不仅可以直接显著提升项目绩效水平(β= 0.22,t=3.18),还可以通过HSE管理间接提升项目绩效。
进一步使用Bootstrapping(抽样数=5 000)对HSE管理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10所示。
| 路径 | β | 贡献率% |
| 外部环境 | ||
| 外部环境→项目绩效 | 0. 22** | 84.6 |
| 外部环境→HSE管理→项目绩效 | 0. 04* | 15.4 |
| 内部环境 | ||
| 内部环境→HSE管理→项目绩效 | 0. 46** | 100.0 |
|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代表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
如表 10所示,从外部环境到项目绩效存在两条路径,直接路径(外部环境→项目绩效)路径系数为0.22,间接路径(外部环境→HSE管理→项目绩效)路径系数为0.04,总效应0.26, 直接效应的贡献(84.6%)远远大于间接效应的贡献(15.4%)。对于内部环境因素而言,从内部环境到项目绩效仅存在间接路径(内部环境→HSE管理→项目绩效),路径系数为0.46。
内外部环境因素对项目绩效作用机理的不同归因于二者性质上的差异(见图 1)。内部环境因素作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资源投入和沟通交流机制等因子的集合,代表着企业所特有的HSE制度与文化。这些制度和资源投入必须通过项目管理层的执行和分配才能最终转化为项目绩效。相较于企业的内部环境因素,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所处的外部环境呈现出明显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承包商所能做的便是通过信息收集和动态能力建设实现对外部环境的深入掌握和快速适应。对项目所在地经济、法律、制度环境等了解不充分、不深入,不仅会影响项目的施工、采购、HSE管理等活动的顺利开展,还可能直接带来经济损失。例如,对项目所在国法律法规了解不足可能会导致承包商因违反劳动保护法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被处以罚款的情况出现,而汇率、通胀等宏观经济的影响对于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 EPC)等总价合同的成本控制更为显著。
总体而言,内部环境因素对HSE管理的正向提升作用(0.76)远远大于外部环境因素对HSE管理的正向提升作用(0.12)。并且,内部环境对项目绩效的总效应(0.46)远大于外部环境对项目绩效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0.26),表明了内部环境因素对于提升项目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重要价值,这也与已有文献关于内部环境因素是组织在各个层级开展HSE管理的重要推动力的研究结论相一致[50]。在工程实践中,承包商也不能忽视外部环境因素对项目实施的重要影响。提升国际工程HSE管理表现和项目绩效水平,需要从加深对外部环境的了解和培养良好的内部环境氛围两方面同时着手。
4 结论与建议国际工程项目环境复杂多变、利益相关方众多,非传统安全等HSE问题对项目顺利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本文通过对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与验证,揭示了内外部环境因素对HSE管理和项目绩效的影响机理,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1) 加强HSE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收集与学习。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8和表 9),对于外部环境因素的深入了解既可以直接提升项目绩效,也可以通过HSE管理间接提升项目绩效。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中法律环境和技术环境对HSE管理影响最为显著(见图 7)。受地缘因素、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等环境条件的影响,中外HSE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在扩散度、动态性和市场化等方面差异显著,不同地区HSE管理具体规定也受历史文化影响而表现出与其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独特性。HSE管理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国别差异很大,而承包商缺乏系统了解和收集国外标准的渠道。为此,承包商应重点关注项目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加强与业主和咨询工程师的沟通、查阅项目所在地过往项目资料等多种渠道,主动收集项目所需的HSE管理标准并进行及时更新,基于此制定详实而具有可操作性的HSE管理计划,从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2) 增加管理资源投入,构建基于共享的HSE管理体系。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8和表 9),内部环境因素可以通过项目HSE管理间接提升项目绩效。典型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内部环境因素中管理资源投入和体系建设对HSE管理影响最为显著(见图 5)。承包商应在组织层面培养先进的HSE管理文化,鼓励“人人参与”,同时应加大管理资源投入,积极引入满足国际工程需求的HSE管理人才,重视对人才的后续培养,以持续提升员工HSE管理业务水平。另一方面,承包商应构建基于共享的HSE管理体系,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事故报告和案例资料加以分类整理,加强对HSE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方便各部门员工在需要时调用、学习,做到资源和信息的共享。
3) 整合外部资源,建立基于信任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调研结果显示(见表 5和6),在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内外部环境因素中,利益相关方在7个因素中得分最低(3.51)。案例结果显示,海外工程项目HSE管理涉及包括业主方、咨询方、总包方、分包方、政府部门和当地居民等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方,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对项目HSE管理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承包商应当针对不同相关方的利益诉求,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针对长期合作伙伴,应着重于建立基于开放和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抵御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在遇到争端时,应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与相关方积极接洽,协商问题解决方案,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塑造承包商在当地市场良好的品牌形象。
5 贡献与局限性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包括:1) 构建了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影响因素模型,识别了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 2) 通过模型验证揭示了内外部环境因素与项目HSE管理和项目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即内外部环境因素均可以显著提升项目HSE管理水平,外部环境因素既可以直接也可以通过HSE管理间接作用于项目绩效,内部环境因素只能通过HSE管理间接作用于项目绩效; 3) 结合模型和案例结果,总结国际工程HSE管理和项目绩效提升策略,为中国海外承包市场开拓和工程履约提供借鉴和指导。然而,本研究只关注了国际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HSE管理活动,未来可将研究方向拓展至设计、采购、风险管理等其他业务环节。
| [1] |
张伟明, 熊雨萱, 邓小鹏. 2020年度ENR国际承包商250强解析[J]. 工程质量, 2020, 38(10): 1-9. ZHANG W M, XIONG Y X, DENG X P. Analysis on the ENR 2020 top 25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J]. Construction Quality, 2020, 38(10): 1-9. DOI:10.3969/j.issn.1671-3702.2020.10.001 (in Chinese) |
| [2] |
张思维, 于晓爽, 卢书培. 2020年度ENR国际250强工程公司排名分析与启示[J]. 化工管理, 2020(33): 13-14. ZHANG S W, YU X S, LU S P. Analysis of ENR top 25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for 2020 and advices for engineering companies[J]. Chemic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2020(33): 13-14. DOI:10.3969/j.issn.1008-4800.2020.33.008 (in Chinese) |
| [3] |
向鹏成, 牛晓晔. 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失败成因及启示: 以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为例[J]. 国际经济合作, 2012(5): 24-29. XIANG P C, NIU X Y.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EPC project failures: A case study of A2 highway project in Poland[J]. Transnational Business, 2012(5): 24-29. (in Chinese) |
| [4] |
徐文龙.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HSE风险管理研究: 以电建企业的印度工程为例[D]. 济南: 山东财经大学, 2012. XU W L. The study on the management of HSE risks i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tracting project: In the case of Indian engineering of powe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2. (in Chinese) |
| [5] |
AL LIN E T, WEN K P T. Singapore's contractors' attitudes towards safety culture[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Research, 2005, 6(1): 157-178. DOI:10.1142/S1609945105000316 |
| [6] |
HALE A, WALKER D, WALTERS N, et al. Develop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lying causes of construction fatal accidents[J]. Safety Science, 2012, 50(10): 2020-2027. DOI:10.1016/j.ssci.2012.01.018 |
| [7] |
Health and Safety Commission (HSC). Health and safety statistics highlights 2002/03[M]. Sudbury, Canada: HSE, 2003.
|
| [8] |
PARVIZPOUR D. Epidemiology of work accidents in Iran[J].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1977, 18(1): 53-56. |
| [9] |
MOTAGHIFARD A, OMIDVARI M, KAAZEMI A. Introducing a conceptual model for evaluating health safet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using the fuzzy decision-making approach[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20, 192(1): 19. DOI:10.1007/s10661-019-8004-0 |
| [10] |
BRACE C L, GIBB A G, PENDLEBURY M, et al. How can we prevent construction accidents? Outcomes from a stakeholder consultation: Societal and industry-wide influences[C]// Proceedings of Institute of Ergonomics and Human Factors Annual Conference. London, UK: Taylor & Francis, 2010: 107-115.
|
| [11] |
DURYAN M, SMYTH H, ROBERTS A, et al. Knowledge transfer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Cultivating health and safety learning culture in construction firms[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2020, 139: 105496. |
| [12] |
刘景凯. 石油企业HSE管理文化建设实践[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09, 5(5): 188-191. LIU J K.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SE management culture in petroleum corporate[J].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 5(5): 188-191. (in Chinese) |
| [13] |
CAMPAILLA C, MARTINI A, MININI F, et al. ISO 45001[M]// SARTOR M, ORZES G. Quality management: Tools, methods, and standards. Bingley, UK: Emerald Publishing, 2019.
|
| [14] |
王晓维. 国际工程HSE管理体系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6. WANG X W. Research on HSE management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6. (in Chinese) |
| [15] |
VINODKUMAR M N, BHASI M.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safety behaviour: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afety knowledge and motivation[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2010, 42(6): 2082-2093. |
| [16] |
KLEINER B M, SMITH-JACKSON T L, MILLS Ⅲ T H, et al. Design,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a rapid universal safety and health system for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8, 134(4): 273-279. DOI:10.1061/(ASCE)0733-9364(2008)134:4(273) |
| [17] |
DINGSDAG D P, BIGGS H C, SHEAHAN V L. Understanding and defining OH&S competency for construction site positions: Worker perceptions[J]. Safety Science, 2008, 46(4): 619-633. DOI:10.1016/j.ssci.2007.06.008 |
| [18] |
MOLENAAR K R, PARK J I, WASHINGTON S.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corporate safety 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construction safety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9, 135(6): 488-496. DOI:10.1061/(ASCE)0733-9364(2009)135:6(488) |
| [19] |
CHENG E W L, RYAN N, KELLY S. Exploring the perceived influence of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project performance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J]. Safety Science, 2012, 50(2): 363-369. DOI:10.1016/j.ssci.2011.09.016 |
| [20] |
HASLAM R A, HIDE S A, GIBB A G F, et al. Contributing factors in construction accidents[J]. Applied Ergonomics, 2005, 36(4): 401-415. DOI:10.1016/j.apergo.2004.12.002 |
| [21] |
GOGGIN A K, WILLIS C J, RANKIN J 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turity of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C]// Proceedings of Construction Research Congress 2010. Banff, Canada, 2010: 1047-1056.
|
| [22] |
NG S T, CHENG K P, SKITMORE R M.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safety performance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J].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 2005, 40(10): 1347-1355. DOI:10.1016/j.buildenv.2004.11.025 |
| [23] |
AWWAD R, EL SOUKI O, JABBOUR M. Construction safety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in a Middle Eastern developing country[J]. Safety Science, 2016, 83: 1-11. DOI:10.1016/j.ssci.2015.10.016 |
| [24] |
HON C K H, CHAN A P C, YAM M C H. Relationships between safety climate and safet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 repair, maintenance, minor alteration, and addition (RMAA) works[J]. Safety Science, 2014, 65: 10-19. DOI:10.1016/j.ssci.2013.12.012 |
| [25] |
WU C L, SONG X Y, WANG T, et al. Core dimens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climate for a standardized safety-climate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5, 141(8): 04015018. DOI:10.1061/(ASCE)CO.1943-7862.0000996 |
| [26] |
CHOUDHRY R M, FANG D P, LINGARD H. Measuring safety climate of a construction company[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9, 135(9): 890-899. DOI:10.1061/(ASCE)CO.1943-7862.0000063 |
| [27] |
REASON J. The contribution of latent human failures to the breakdown of complex systems[M]//BROADBENT D E, REASON J, BADDELY A. Human factors in hazardous situations. Oxford, UK: Oxford Science Publications, 1990.
|
| [28] |
AKYUZ E, CELIK M. Utilisation of cognitive map in modelling human error in marine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J]. Safety Science, 2014, 70: 19-28. DOI:10.1016/j.ssci.2014.05.004 |
| [29] |
SAWACHA E, NAOUM S, FONG D. Factors affecting safety performance on construction sit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999, 17(5): 309-315. DOI:10.1016/S0263-7863(98)00042-8 |
| [30] |
JAFARI M J, GHARARI M, GHAFARI M, et al. The influence of safety training on safety climate factors in a construction sit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ygiene, 2014, 6(2): 81-87. |
| [31] |
SHEREHIY B, KARWOWSKI W.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health, and ergonomics[J].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in Manufacturing & Service Industries, 2006, 16(3): 309-319. |
| [32] |
NAHAVANDI N, HEMMATJOU R, MOSHIRI B.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s H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external factors using Choquet integral, case study (an Iranian power plant construction company)[J].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2015, 8(1): 21-40. |
| [33] |
YUAN L L, MA S Y, XIONG T. Research on the safety performance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companies[C]// Procee- dings of ICCREM 2015. Luleå, Sweden, 2015: 1040-1047.
|
| [34] |
KJELLÉN U. Managing safety in hydropower projects in emerging markets: Experiences in developing from a reactive to a proactive approach[J]. Safety Science, 2012, 50(10): 1941-1951. DOI:10.1016/j.ssci.2011.07.018 |
| [35] |
MAKIN A M, WINDER C. A new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J]. Safety Science, 2008, 46(6): 935-948. DOI:10.1016/j.ssci.2007.11.011 |
| [36] |
ASANKA W A, RANASINGHE M.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ccidents on construction projects[C]// Proceedings of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Kandy, Sri Lanka, 2015: 58-67.
|
| [37] |
雷振. 制度性差异对国际工程项目实施的影响机理[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8. LEI Z.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on international project delivery[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8. (in Chinese) |
| [38] |
王腾飞. 基于我国总承包商视角的国际EPC项目风险管理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9. WANG T F. Risk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EPC projects: From Chinese contractors' perspective[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9. (in Chinese) |
| [39] |
何威威. 国际工程EPC水电项目风险管理研究[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HE W W. Research on risk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EPC hydropower projects[D].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014. (in Chinese) |
| [40] |
LEI Z, TANG W Z, DUFFIELD C, et al. The impact of technical standards on international project performance: Chinese contractors' experi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17, 35(8): 1597-1607. DOI:10.1016/j.ijproman.2017.09.002 |
| [41] |
TANG W Z, DUFFIELD C F, YOUNG D M. Partnering mechanism in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6, 132(3): 217-229. DOI:10.1061/(ASCE)0733-9364(2006)132:3(217) |
| [42] |
HØIVIK D, THARALDSEN J E, BASTE V, et al. What is most important for safety climate: The company belonging or the local working environment?—A study from the Norwegian offshore industry[J]. Safety Science, 2009, 47(10): 1324-1331. DOI:10.1016/j.ssci.2009.04.001 |
| [43] |
VOTANO S, SUNINDIJO R Y. Client safety roles in small and medium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Australia[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4, 140(9): 04014045. DOI:10.1061/(ASCE)CO.1943-7862.0000899 |
| [44] |
GUO B H W, YIU T W. Developing leading indicators to monitor the safety condition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2016, 32(1): 04015016. DOI:10.1061/(ASCE)ME.1943-5479.0000376 |
| [45] |
CHAN A P C, CHAN A P L.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construction success[J]. Benchmark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4, 11(2): 203-221. DOI:10.1108/14635770410532624 |
| [46] |
COX R F, ISSA R R A, AHRENS D. Management's perception of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construction[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03, 129(2): 142-151. DOI:10.1061/(ASCE)0733-9364(2003)129:2(142) |
| [47] |
唐文哲, 雷振, 王姝力, 等. 国际工程EPC项目采购集成管理[J].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7, 57(8): 838-844. TANG W Z, LEI Z, WANG S L, et al. Integrated procurement in international EPC projects[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57(8): 838-844. (in Chinese) |
| [48] |
HARDOON D R, SZEDMAK S, SHAWE-TAYLOR J.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An overview with application to learning methods[J]. Neural Computation, 2004, 16(12): 2639-2664. DOI:10.1162/0899766042321814 |
| [49] |
HAIR JR J F, HULT G T M, RINGLE C M, et al. A primer on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M].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2014.
|
| [50] |
CHEN Q, JIN R Y. Multilevel safety culture and climate survey for assessing new safety program[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2013, 139(7): 805-817. DOI:10.1061/(ASCE)CO.1943-7862.000065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