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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期刊史上罕见的两校合刊《清华北大理工学报》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
 
一、背景与概况
      分别创办于1915年、1955年的《清华学报》和《北京大学学报》在文革的“疾风骤雨”扫荡下被迫停刊。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时对北大提出两个要求——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加强基础教学。10月6日,时任《北京大学学报》编委的周培源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名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并着手恢复出版学报的具体工作。1973年4月,毛主席下达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学报不要光在内部搞,可以公开”。至此,停刊7年之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于1973年以试刊的形式出版,《清华大学学报》也于同年复刊出版。而后,从1974年10月开始,“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两校合刊现象,即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校学报合刊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6]。从1974年10月—1976年5月,《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作为双月刊(其实刊期不定),共出版3卷8期,并曾出版过1975年第2卷的目次索引。封面刊名中“清华北大”4字为毛主席手迹(集字),“理工学报”4字为印刷体。前6期由《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杂志编辑部编辑出版,后两期由《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杂志编辑部编辑出版。
二、编辑出版与经营管理
      《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为科技类学术期刊,1974年10月在北京创刊发行,主要面对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师生,以传播当时前沿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主。
      学报创办之初没有设立正式的编辑部门,但学校相应地设有学报办公室以代行编辑部职能。学报虽然没有专职的编辑,但依然没有因此降低学报的规格,“(学报)主编都是校长、副校长兼任。编委会成员都是名望很高的教授,后来被评为一级教授或学部委员。当时全校都很看重学报,像理科许多文章都是由各个院系推荐上来的,并且都是由系主任或副系主任亲自签字”[7]
      就两家学报的编委组成人员来看,学报还是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文革前的学报编辑班子,特别是《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编委成员基本上与文革前是一致的。
      像《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编委组成人员中有7位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聘任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而负责《清华大学学报》编辑工作的也是当时在相关专业领域已颇有建树的一批学者。可以说,虽然文革的政治风暴席卷高校,但这两所高校学报的主要领导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学者学人手中,这也为       文革期间《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与之前学报从管理、审校到版面、发行等层面的一脉相承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学报与文革前的过分断层。
      文革期间,学校上级虽没有明文解散学报编委会,但编委会实际上名存实亡。不过即使没有正式的编辑机构和编委会作为学报的运营、管理喉舌,而且《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只是两校合刊的临时现象,但得益于一批杰出学者兢兢业业、迎难而上的刻苦精神与学术钻研精神,《清华北大理工学报》成为当时率先复刊的一批高校期刊的标杆,引领了一大批大学期刊的复刊、创刊,同时也传播了许多当时颇有价值的科技学术成果,领导学术界在文革文化闭塞的“荒漠”中寻求进路。
      《清华北大理工学报》的稿件来源主要是本校师生、工农兵学员、实验小组等的文章。在其出版的3卷8期中,稿件由“每期每家出一半”[8],两校各自负责,整期稿件由当时北大负责学报工作的张龙翔先生看了以后发排。对于稿件的审校工作,学报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主要制订和执行稿件的“三级三审制”。“三审即重点审查稿件的学术水平、学术价值,政治性内容和保密等。三级是指稿件须经教研室或编辑初审,有关专家复审和编委会终审”[9]。审稿过程“严丝合缝”,十分严谨,即使在文革这样一个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学报也没有丧失其基本的学术水准与起码的要求,对投稿、约稿的细则也规定得相当明确。“投稿时间也有讲究,所以当时就规定什么时间接到稿子必须盖上标明收稿日期的图章,因为它涉及到有关学术创见‘发明权’的问题”[10]。相关稿件,特别是涉及“学术成果的评价(如是否‘重大突破’、‘重大发现’等)、按比例绘制的边界地图、发现新矿藏的地址等敏感问题时,坚持送专家或国家有关部门审核”[11]。此外,每期学报送审过的稿件,都还要再经过编委会的讨论,经讨论通过后才能发到工厂排印。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种一丝不苟的编辑机制,才保证了《清华北大理工学报》的学术质量与地位。虽然学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政治上大兴批判之风的影响,但由于学报学人的奋力抗争,使其不至于在政治的风雨飘摇中偏离地太远。
      从办刊宗旨来看,虽为两校合刊,没有提出明确的办刊宗旨,但同是两校负责的刊物,在其办刊宗旨上还是具有承继性。《北京大学学报》自其1955年创刊以来就制订了明确的办刊宗旨:“为了传播我校科学研究的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辩论以推动科学研究工作”[12]。《清华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可以概括为:“博通今古,融贯中西”,“阐发学理”,“传播学术”,“集思广益”,“以资考镜”,“互相交换,互相观摩”[13]。虽然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清华、北大的教育、学术自由也相对较受限制,学者学人所处的学术“情境”也相对来说较为闭塞,与学报当初的愿景有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来说,《清华北大理工学报》还是努力维系了原先各自的办刊宗旨和目的,一直将其贯彻在学报工作的始终,尽力使学报成为引领时代前沿科技的“弄潮儿”,使其成为学人研究学问、指导实践的理论武器。
      从学报的运营模式来看,学报编辑部属于国家行政审批的出版单位,上级领导部门除了作为主办单位的高校之外,还有主管单位教育部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些单位部门等。其中,特别是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国家对文化、教育的控制愈发严苛,学报在创建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正确的学术立场,同时还要认真执行国家当时对出版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以及有关编辑出版业务的国家标准、行业规范等,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帽子。
三、期刊版面与形式
      詹姆斯.凯瑞在其《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说过:“所有的学术必须而且也必然与其所产生的时间、地点相适应。”这似乎也适用于期刊发展的态势。高校期刊,反映的不仅是一所高校的学术水平与研究创新能力,而且其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息息相关。管窥高校期刊的兴衰变迁,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睹时代的风云变幻。即使只是简单的期刊版面与传播形式,我们也还是可以透视出一些时代的痕迹。
      相比之前“百家争鸣”、“兼收并蓄”的学术风气,文革时期的学报就显得相对逊色。首先,这一时期学报的稿件来源不再是学者学人主导,转而以学员、学生为主导,“出现工人与学生合作,显然以学生为主的论文”[6]。从文章署名来看,个人署名占少数,以各种“工农兵学员”、“研究组”、“实践组”、“技术组等集体署名的文章占了相当比重。据统计,《清华北大理工学报》3卷8期,刊登科学史与辩证法研究类的文章共24篇,科技类文章90篇,共计114篇。根据署名情况分类,其中无署名的1篇,1人或2人署名的有23篇,3人及以上署名的有7篇,以“研究组”、“技术组”等集体署名的有83篇,占总数的72%以上。且越到后期,这类集体署名的文章就越多。这也是文革期间高校响应中央政策,招收工农兵学员这一特殊现象在学报上的缩影。这种学术上的“大锅饭”现象甚至延续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初期。学术上的过分“集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扼杀了学者学人独立钻研学术的积极性,文章的学术性与科研价值较前期也下降了许多。其次,学报取消了原先的俄文摘要与目录,保留了英文摘要(这也是当时的政治态势在学报上的反照)。但是,摘要的设置比较随意,时有时无,其规范性与严谨性较前期差。学报内科技类文章大部分还是有参考文献,且外文文献出现也较频繁,但这一时期学报文章引用的参考文献中较少有时新的文献,多是时间间隔较长的文献,有些甚至没有参考文献。这也是当时敏感、混乱的政治环境抑制对外交流的趋势在学术、学报上的反应。
      但另一方面,文革时期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也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保留了先前一些优良的传统,也开创了一些新的学报之风。如,在阐释科技类的专业知识时,三个时期的学报都无一例外地运用大量的示意图、解析公式、图表图版、照片等辅助形式,以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方便读者的理解与阅读。在封面卷、期的编排上也更加规范化:用国际通用的以卷、年形式编排,然后再追排期号等,后期也基本沿袭这一排法。另外,《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在栏目设置上较前期更加细化、详尽。文革之前的两校学报基本是“铁板一块”,基本不设栏目,直接罗列本期刊登的文章,这可能也与之前学报容量较小有关系。但是,自《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始,刊登的文章数量逐渐增多,类型也逐渐多样化,学报也开始细分栏目,有意识地将不同的文章归类。如1974年10月的第1期,学报设有“科研报告”、“学术讨论”、“新产品试制报道”、“实验技术报道”等具体栏目。之后每期虽然具体的栏目名称稍有不同,但这种分栏、归类、细化的编辑手法却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完善。此外,在编排栏目时,为使各个栏目更加醒目,也有意识地对其采用居中、加黑等编排手法,这也为后来的学报编辑所效法。但其将批判性一类的栏目放在每期学报的显要位置,科研类文章反倒退居“二线”,这一点无疑也为后人所诟病。
四、传播内容
      学报可以说是一所高校优势学科、优秀学人学术智慧和研究成果的“结晶”,是一所大学科研能力和学科建设能力的“试金石”。《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也不外如此。从学报3卷8期发表的文章来看,在刊登的90篇科技类文章中,以工程物理(15篇)、生物医药(12篇)、电力工程(14篇)、机械制造(10篇)、精密仪器(11篇)等方面占主流(约占总数的68%),而这与两校在这一时期的专业设置和优势学科密不可分。清华大学至1970年底设立电力工程系、机械制造系、精密仪器系、水利工程系、建筑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电子厂)、工业自动化系(后改称自动化系)、工程物理系、化学工程系、工程力学系等10个系;北京大学此时也设立了物理系、生物系、数学力学系、化学系、医药系、无线电等专业。
      由于受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所囿,《清华北大理工学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严重干扰”[7]。“文革”期间对科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官方看法也毫不例外地渗入学报发展的始终。从1974年创刊开始,《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就在每期封二或其他学报前部显著位置登载毛主席语录,尾随目录之后的是紧跟政治时势的政论性文章,如1974年10月第1期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1974年12月第2期《教育革命中的几件新事》等等。另外,为配合中央决策与政治大方向,自第1期始,学报就在前部显要位置增设“批林批孔,反修防修”、“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英明决策,打击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成果”等栏目。即使在后部的科技类文章中,仍不时夹杂着这类火药味、批判味十足的语言。并且,当文章引用毛主席语录或马列等革命导师的原话时,无一例外地会对其作加粗、加黑、加点等“重点”处理以表明自己“正确”的政治立场,即使在后面有些科技文章中也不乏“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根据……的原则”、“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辉指引下”等口号,当时高校所承受的政治压力由此可见一斑。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时期的高校期刊,“阶级斗争的时代巨轮依然也必然将期刊作为战斗的武器运往战场”[1]
        但作为当时为数不多允许复刊的学报之一,且是国内规格最高的两座学府联合主办的《清华北大理工学报》,存在时间虽然不长,“科学技术研究论文仍占大多数”[6],在出版的这8期中,《清华北大理工学报》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医药、地质地理、建筑工程、电子工程等多个门类。从两校发表的文章来看,清华大学的稿件以机械工程、电力工程、精密仪器、建筑工程、工程物理、水利工程等为主,而北京大学则以物理、力学、生物医药、化学、计算机技术等为重头,这为两所高校之后各自的重点优势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学报登载的科技类文章来看,这一时期倡导学术的实践指导作用,强调“学”与“术”结合,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摒弃“无病呻吟”之作,科研项目基本上都是围绕我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而作,研究的焦点尤其集中在电力、应用物理、建筑、机械、医药等当时国家大力支持、着力发展的领域,这也恰好反映了当时推崇的毛主席教导的“一切从实践出发,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
      以学报1974年10月第1期为例,该期共刊登科技类文章11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文章就有9篇,包括工程力学类的4篇,电力工程类的3篇。关于力学研究的4篇文章中《冲翼的气动特性研究》、《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涡旋结构理论》是应用于航空工业的需要,这与我国当时加强对尖端高科技的研究,重视发展航空航天事业不无关系。关于电力工程的3篇文章也是如此。随着我国当时电力事业的快速发展,当中一些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就成了学报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学报的“议程设置”与国家科技发展的需求和重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电力系的《与串联电容相联的异步电机的自激区》一文针对串联电容补偿引起的“诸如铁磁谐振, 异步电机的自激等”问题,文章“通过动态模拟实验和理论分析的对比”,“讨论异步电机自激区的判别方法”,打破“过去惯用的根据转速为恒值的判定自激区的方法不能反映电机惯性常数等因素的影响”[10]桎梏,提出了频率特性和与其密切联系的判定稳定的频率法以及利用同步转矩系数和异步转矩系数判定异步电机自激区的方法,为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的“电力系统和石油化工厂解决了若干重要技术问题”[11]
      虽然学报与后来者相比在专业化、学术化、特色化方面都显得不足,但剔除批林批孔语词及转载的语录、社论、批判性文章之后,其中仍不乏一些代表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前沿的高水平的论文。如刊登于学报1974年10月第1期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周培源院士等人的《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的涡旋结构理论》一文,丰富了其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周培源院士与黄永念先生合作,在文中“首先提出了一个涡旋尺度—涡旋雷诺数的关系, 然后引进了一种准相似性或准自模拟解的概念”,发展了“均匀各向同性湍流是由许许多多同一种轴对称涡旋对空间位置与轴向随机地组成”[12]的概念,文中关于研究涡旋理论的“准相似性条件”的提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其自30年代就开始着手研究的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理论,“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统计理论”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生物医药学方面,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开始探索学科交叉研究,将生物、化学、医学、药学等学科相结合,在学报上发表的生物医药、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文章共达12篇,如《脑血流图在诊断脑动脉紧张度变化的临床应用》《多核苷酸磷酸化酶的分离提纯及某些多聚核苷酸的酶促合成》《乳腺大汗腺样癌超微结构的研究》《乳腺肿物针吸细胞荧光显微镜的观察》等等,内容主要涉及胰蛋白酶、胰岛素的制备与合成,肿瘤的防治与研究等。以《乳腺大汗腺样癌超微结构的研究》一文为例,在临床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乳腺上皮细胞的癌变过程,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13],具体分析了乳腺上皮细胞癌变的三个阶段,为我们了解“乳腺上皮细胞在癌变过程中超微结构的变化, 并为进一步地研究其他类型的癌变提供线索和对照”[13]
        此外,后期学报刊登的关于微波集成参量放大器、激光器研究、计算机研究等科技文章,代表了清华、北大这一时期科研工作的发展,学报的学术水平、办刊质量也因此在这一时期有所提高。
       除了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与发展之外,《清华北大理工学报》还首登科学史与认识论一类的文章,在学报8期中,这一类文章共有24篇。虽然有时学报将其放置在“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批判性栏目中,其中也夹杂着些许“批孔反儒”的火药味,但剔除批林批孔等语词,亦不乏一些具有研究成果价值的学术文章。如学报1974年第1期登载的李学思的《读马克思数学手稿》。从1973年1月开始,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组织北京大学成立编译组翻译《马克思数学手稿》。此文为当时负责编译事宜的孙小礼老师以笔名所写(“李学思”是“理解学习马克思”的谐音缩写)。在文章中,作者肯定了马克思“把数学视为丰富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源泉,在其数学手稿中,就闪耀着很多辩证法的思想火花”[7]的历史地位;认识到确立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的重要意义,主张用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倡导“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14]。并且建设性地提出要重视科学史研究,认为“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 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 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 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4]。认为只有通过透彻的历史研究,我们才能“分析错误思想的历史渊源”,彻底摒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重复历史的弯路”[14],从而使科学及各门学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马克思数学手稿一经译出及相关评论文章一经刊出后,其他高校也立即仿效,在其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刊登类似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文章,如同时期的《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在高校掀起了一股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弘扬唯物辩证法的热潮。
      另外,学报1975年第3期登载的吴良镛院士的《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一文详尽分析了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从以下方面:“在城市建设中,儒法斗争、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是发展农业,促进城市建设呢,还是‘田野不辟’,破坏城市建设”[15];“在城市建设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另一重要侧面,是发展生产、讲求节约,还是破坏生产,铺张浪费”[15];“在城市建设上儒法斗争的第三个侧面,是加强战备,以‘御强暴’,还是取消战备,妥协投降”[15];“在城市建设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第四个侧面,是城市规划思想上的斗争,也就是用朴素的唯物主义指导规划呢,还是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导规划?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相应的规划方案呢,还是先有框框,从概念出发,生搬硬套”[15]。文章以振聋发聩的发问始,引导人们反思和探寻科学的、可持续的、合理的城市建设道路;从历史角度出发,探讨指导城市建设的正确观念与态度,将城市建设融入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为探索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除此之外,学报还刊登了读沈括的《梦溪笔谈》、读荀况的《天论》篇、读《天对》等多篇解析古代经典著作的科学史文章。《清华北大理工学报》率先在自然科学学报上刊登科技史与认识论文章,探讨科学史问题和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这一做法也为其他自然科学学报所仿效。其他学报也开始登载这类文章,数量由少至多,渐成栏目,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注入了历史的血液与辩证的因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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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资助的“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百年史”课题研究成果之一。课题负责人为西北大学姚远。课题尚未完成,本网站发布此文以为《清华大学学报》百年刊庆预热。文章还有可能修改,如有引用请等正式发表的版本)



发布时间: 2015-05-13   点击: 1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