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今年适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两个抗战时期同时合组的最大的姊妹大学联合体创建70周年，为此，两个联合体的相关学校均有纪念活动。原西南联大相关学校拟在昆明举行的“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尤富创意，作为原西北联大的继承者西北大学的教师，自然对姊妹体的联动颇感兴趣，故撰此文，以为纪念。

有关西南联大期刊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1-3]。

一、 西南联大期刊

以西南联大名义创办的第一份期刊为1938年7月6日在昆明出版的《西南联合大学校刊》周刊，共办7期，停刊于1938年8月17日。其内容主要为布告、法令、校内各种学术团体等的各项活动，并附有该校新编中、西文图书目录。该刊原定为周刊，但自第7期起，“因暑假期内，公务减少，经常务委员会通过，改为不定期刊，遇必要时随时出版，自第八期起实行”[4]。实际上，出版至第7期即停刊。现存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等图书馆。

1941年6月，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联大青年社在昆明创刊《联大青年》综合性不定期刊，出版至当年12月停刊。其中刊载有民族、民生问题、知行、人才问题等论文。

1942年1月1日，西南联大中国学术研究会在昆明创刊《学术季刊》，共出1卷3期，停刊于1943年9月1日。现存云南省图书馆。该刊为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从学术研究上启导国人对于欧美学术思想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参考”，开设有论著、哲学、文化科学、宗教、历史、文艺等栏目。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部分，主要有哲学、宗教、语言学、文学、地学等。闻一多、闻家驷、冯至、罗常培、郑昕、汤用彤、顾颉刚等在其中发表有论著。现存国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云南省等地图书馆。其中，国家、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南京大学、云南省图书馆保存有完整的1卷1至3期。该刊在昆明编辑，在重庆发行，估计也在重庆印刷，传播至北到北京、天津，西南到云南、四川、重庆，东至上海、南京、浙江，西北至甘肃等地。

1942年，西南联大人文科学编委会在昆明创刊《人文科学学报》半年刊，出版至1945年，共出2卷4期。其1942年至1943年为第1卷，出3期，1945年为第2卷，仅出1期即停刊。现存国家、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地图书馆。它是以西南联大名义出版的三种期刊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种学术期刊。仅据馆藏分布来看，至少发行传播至：西南的川、贵、云、渝；华北的京、津；华东的沪、浙；华中的鄂、湘；华南之闽、粤；西北的陕、甘。    

以西南联大为主的昆明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社于1946年1月19日在昆明创刊《学生报》周刊，出版至1946年3月2日，共出6期。1至6期现仅存于北京大学等图书馆。该刊以反内战、求民主为主，并以“报道真实消息，发表公正言论”为宗旨。其中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想用手榴弹、机关枪、造谣、谎骗来镇压”民主运动，提出“废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等言论，也报道了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和昆明与全国各地的学潮。张溪若、钱端生、洪深、吴晗等教授均在该刊发表有对事局的评论。

另外，西南联大还主办有《联大通讯》报（1945年5月21日创刊）、《冬青》（聘闻一多、冯承植、卞之琳为导师）、《十二月》、《时与潮文艺》、《民主周刊》、《现代文录》、《文聚》、《五华》、《青年与科学》、《中央日报》之《平明副刊》等报刊。

二 、西南联大中保持原校名的期刊

     （一）北京大学于1917年至1937年至少出版过68种期刊[2]，到1937年抗战爆发，仅创复刊3种期刊（另有日伪统治北平时期北京大学在北平创刊的6种期刊，含有出版地不详的6种期刊）。这3种期刊是：

       北京大学史学会于1939年6月在昆明复刊1937年3月在北平创刊的《治史杂志》。第1期在北平出版，第2期在昆明出版。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旅港同学会于1940年5月在香港创刊《北京大学通讯》不定期刊。
       北京大学化学系同学会于1944年3月在昆明创刊《北大化讯》双月刊，出版至1947年3月第19期。仅见有1期，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二）清华大学于1912年至1937年至少出版过50余种期刊[2]，到1937年抗战爆发，仅创复刊13种期刊。这些期刊是：
       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9年7月在昆明创刊《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汇报》不定期刊，当年11月停刊，共出3期，现存上海和国家图书馆。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研究所于1939年12月在昆明创办《航空工程》季刊，仅出1期，现存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
       交通部清华大学公路研究实验室于1940年2月在昆明创办《公路月刊》，共办3卷11期，于1941年12月停刊，现存国家、福建省、云南大学、甘肃省、复旦大学等图书馆。  
       清华大学于1941年4月在昆明出版《清华学报》（1915年创刊，抗战前夕停刊），仅出1期（详见后文）。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编辑部于1935年（一说1932年）10月在北平创刊的《社会科学》季刊于1941年在昆明复刊。抗战时期的1941年仅出第3卷1期，现存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从1935年断续出版至1950年10月，共出6卷约15期，主存国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湖北省、湖南省中山、复旦大学等图书馆。该刊涉及中国政治、历史、金融、财政、军事、法律等方面，兼涉世界局势和国外学术思想。吴晗、闻一多、冯友兰均为其主要作者。
       清华大学于1941年4月在昆明出版《科学报告》，仅出1期即停，1946年又改名为《清华科学报告》，出版至1948年。第2卷遗失无存，1，3卷共7期现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于1937年3月出版过两期《工程季刊》，抗战开始即停，1941年4月清华大学建校30周年纪念时在昆明恢复出版了1期《工程季刊》，并声明“抗战期中，印刷困难，此后出版，暂不定期”。其编辑部初由顾毓琇担任主任，李辑祥、萨本栋、刘仙洲等26人为编委，由清华大学出版事务所总发行，在全国各地之书社、书局、书店、杂志公司、杂志社等处设有30多个代售处。《工程季刊》是清华大学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于1937年3月在北平创办的，1937年6月出版1卷2期后即停刊。1941年4月在昆明复刊，当年再度停刊。

清华昆虫学会约于1937年创刊《清华昆虫学会通讯》，1942年1月在昆明复刊，改为半年刊，1948年7月1日出版的第14期又改为半月刊（详见后文）。

清华同学会总会约于1934年创刊的《清华同学会总会校友通讯》，于1941年、1943年4月，1946年4月，相继在昆明出版。现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其以校友联谊、介绍各地校友情况、刊载校友著作为主。

清华同学会重庆分会于1942年5月在重庆创刊《清华同学会重庆分会会刊》不定期刊。

清华大学地学会于1930年5月在北平创刊的《地学汇刊》（清华周刊社印刷，仅出1期，今存山东省图书馆）。同是清华大学地学会，又于1943年创刊《地学专刊》不定期刊出版，出版至1947年，共出9期，现存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其中华东师范大学保存有完整的9期。该会1943年4月又创刊《地学集刊》季刊，至1948年共出6卷。其中：1943年1944年的1，2卷各出4期（主存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兰州大学、重庆市图书馆）；1945年至1946年的3，4卷各出2期（主存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1947年的5卷出3期（主存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1948年的6卷出1期（主存兰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随即停刊。清华大学地学会先后创办不同名却有联系的3种期刊，共出约26期，其中抗战时期有21期。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所办科技期刊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一种期刊，大致传播至：华北的北京；东北的吉林；华东的上海、南京；西北的甘肃；华中的武汉；华南的广州、厦门；西南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清华大学于1945年创刊《工程学报》半年刊，出版至1950年，共出4卷约7期。1，2卷遗失无藏。3，4卷现存清华大学、上海科技、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另在南京、南开大学、上海、浙江省、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山东省、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图书馆有零散保存。

清华大学工学院于1946年4月在昆明创刊《清华工学院研究丛刊》（土木）不定期刊（详见后文）。

（三）抗战时期，清华大学除自己创办期刊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以外，也在国内外其他期刊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仅在抗战前夕，清华全校约380余名教师，约有近40％在《清华学报》、《理科报告》、《工程学会会刊》等校内外、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5]。据1940年8月9日，美国《物理化学杂志》（Journal of Physical）即收到来自中国昆明，署名国立清华大学生理学实验室和物理系汤佩松、王竹溪的“Thermodynamic formulation of water relation in an isolated living cell”一文。这篇论文未经修改，即发表在1941年第45卷第2期的《物理化学杂志》。次年，又被1942年的美国《生物学文摘》（Biological Abstracts）摘登。1936年清华聘任的美籍专家华敦德（Frank Wattendorf,1881－1963）也于1938年8月和10月先后在英国的《飞机工程》连续发表《中国清华大学之15英尺口径航空风洞》和《中国清华大学之5英尺口径风洞》两篇论文[6]。吴有训（1897－1977）等于1945年在国内的《中国科学院科学纪录》发表有《关于X射线的吸收Ⅱ》一文。抗战时期，英国李约瑟教授访问西南联大时，将沈同教授有关余甘子维生素C的研究论文带到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于第152期。这不仅实现了艰苦环境下与外界的科技学术交流，而且也实现了西南联大在国内外期刊间的深层次交流。

（四）南开大学于1916年至抗战前夕主办有23种期刊[2]，到1937年抗战爆发，仅余两种期刊。即：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于1942年创办《语言人类学专刊》不定期刊，以及于1943年9月在昆明创刊《边疆人文》双月刊。这两份期刊集中反映了南开大学远迁昆明时期，在云贵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经济地理研究方面的成果，也反映了主动将学术研究与区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一） 《清华学报》

《清华学报》为一份文理综合性学术月刊，由创刊于1915年5月的《清华月刊》发展而来，1915年12月始用《清华学报》刊名。由清华学校创办于北京，采用中、英文两种版本单、双期间隔出版的形式。邮务局认为新闻纸类。严复，黎元洪、梁启超为之题写刊名。1920年至1923年停刊，1924年6月复刊后改为半年刊。1934年改为季刊。抗战期间随校迁昆明出版，1946年迁回北平出版。1948年后渐以自然科学为主。从1915年至1948年，先后共出版20卷，约90余期。陈达、浦薛凤、朱自清等相继为总编辑或编辑部主任。罗加伦、熊庆来、吴有训、翁文灏曾为编委。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周培源、赵元任、马寅初、顾毓琇、冯友兰、金岳霖、陈寅恪、闻一多、王力、俞平伯、张光斗、刘仙洲均曾参与学报的编、审、撰等工作。它是我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理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最早使用中、英文两种版本间隔出版，也是最早在刊名上缀以“学报”二字的高校学报，并在学术性、探索性和舍弃日本间接渠道传入西学而代之以从欧美直接传入西方最新科学技术等方面开创了高校学报的新纪元^[1-4]。

1941年4月在昆明出版的《清华学报》编为第13卷第1期（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其时，邵循正任学报编辑部主任，成员有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闻一多、潘光旦5位。该期载有：梅贻琦的《大学一解》；冯友兰的《孟子浩然之气章解》；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杨树达的《易牙非齐人考》；金岳霖的《论不同的逻辑》；吴晗的《明教与大明帝国》；谷霁光的《宋代继承问题商榷》；陈梦家的《射与郊》；张荫鳞的《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附顺昌战前之刘锜）；何炳棣的《张荫桓事迹》；陆侃如的《建安文学系年》等。

（二） 《工程季刊》与《清华大学工学院研究丛刊》

其创刊号的内容除三四种书报介绍之外，几乎全部为学术论文，包括：顾毓琇的《二重反应学说对于三相感应机之应用》；章名涛的《单相感应电动机之理论及张量分析》；华敦德的《钢筋混凝土薄层管中应力之分析》；王明之的《硬架混凝土桥》；刘仙洲的《二十年来蒸汽锅炉之进展》；倪俊的《交流电工程中之极性问题》；冯桂连的《清华自造之滑翔机》；汪一彪的《清华自制防毒面具实况》；吴柳生的《几种国产建筑材料之试验》；顾毓琇、朱曾赏的《感应电动机串联运用时之波形实验》。从中可知，清华大学30年代的工程技术教育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航空工程等领域。这些科技学术论文已远非《清华学报》初创期所载的那些译述文章可比，无论研究领域，还是研究方法显然已有较大幅度的跨越。

《清华大学工学院研究丛刊》已难考创刊于何年，但从抗战胜利复刊北平后于1946年4月出版的“工101号，土木1号”来看，似在此前曾出版过100期。1946年间出有10期。其内容似并非仅限于工程技术，如其“工101号，土木1号”就仅载有施嘉炀的《昆明急雨之分析》。看来，这是一种不定期出版的科学研究报告汇编，每期发表一篇专题研究报告，有如活页报告，借此日积月累，以反映该院的总体研究情况。

      （三） 《清华昆虫学会通讯》

现在的清华大学虽已没有农学之设，但1934年却曾有成立农学院之议，其结果是有了一个农业研究所。其最初有植物虫害与植物病害两组。该所早在1934年11月即拟订了河北农作物害虫的调查研究计划，在两年多时间中，分别对47个县、450多个村庄、上百种作物、500余种害虫进行调查和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在《昆虫浅说》发表，而且组织编写《世界昆虫名录》、《清华农业研究所虫害组病害组工作报告》等。抗战爆发后，农业研究所随校先迁长沙，再迁昆明，并在昆明扩为病害组、昆虫学组和植物生理组，研究所的工作亦由原华北转向西南地区。“昆虫学组到达昆明后，先后派出科研人员深入到河口、婆兮、思茂、普洱、车里等地进行考察，采集昆虫。考察是极其艰苦，极其危险的。考察团赶在冬季洪水下去的时候启程，骑马赶路。晚上常常住在老百姓的马棚中，遇到无人居住的地方，则自搭帐篷，露天宿营，还要时刻防备野兽的袭击”^[7]。

1938年10月24日，刘崇乐教授等发起成立清华昆虫学会，8年间曾先后举行常务会议36次，并于1942年1月出版《清华昆虫学会通讯》。这是一份半年刊，出版至1948年10月，共出14期，现存国家图书馆。其内容主要为昆虫研究论文、会员学术讲演稿、学会会务、会员动态等。此前曾见有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于1935年1月创办的《昆虫浅说》不定期刊(共出5期，当年停刊，现存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图书馆)。《清华昆虫学会通讯》的印刷极为简陋，为蜡版手写体刻印，每期20多页。从所见1946年7月1日出版的第10期来看，曾“力求篇幅扩充，印刷精美，终以人力财力有限，去理想中之通讯尚远。”^[8]然而该会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到1946年时，竟曾举办过164次演讲会。并且，在抗战复员途中，“所论讲之讲员先将题目及摘要书就交与会长，由会长随身携带，途中按期将地名及讲题填入本会会务记录本中，俾演讲会不致中断。”^[8] 特别是在贵州永宁镇、湖南长沙、浙江吴兴和上海四地举行的4次演讲会，代表该会于数省内之行迹，颇富纪念意义。通讯所载，亦即主要为演讲摘要，另有会务撮要、会员动态、基金报告等。这份期刊，包括前述之《昆虫浅说》，虽极简陋，也比南京江苏昆虫局于1923年创办的《中国虫害报告》为晚，但它却是三四十年代与南通大学、西北农学院等校所办的昆虫类期刊并存的、仅有的几种昆虫学期刊。

四、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期刊与背景的比较

  （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有很多共同之处：两校都诞生于抗战之中，在1937年9月10日同一天命令合组，先组成两个临时大学，再组成两个联合大学；两校同来自京津，一由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合组，一由北京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合组（后加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两校同样流离失所，长途迁徙，历经磨难，备尝艰辛，并在极为简陋的教学科研条件下坚持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材，在科学前沿探索，特别为所在大后方区域的文化、教育、地方建设做出了筚路蓝缕的开拓性贡献。两校共同构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西北两个最大的大学联合体，奠定了21世纪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两大重要的文明根基；两校几乎同时在抗战胜利后各自复员京津。不同的是：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校名一直保持了8年，到1945年才留有昆明师范学院，而从西安临时大学到西北联大，校名仅保持了3年，在1939年即改为国立西北大学；抗战胜利复员时，西南联大中的三校皆各自独立复员京津，仅有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组成昆明师范学院，西北联大中仅有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复员京津，其中的北平大学整建制地永远留在了西安，被西北大学所继承。

      （二）在期刊出版方面不同的是：西北联大在抗战时期即于1937年12月20日创刊《西安临大校刊》周刊，共出12期，1938年8月5日又创刊《西北联大校刊》周刊，共出18期，1941年11月16日又创刊《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共出54期；西南联大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未办校刊，1938年7月6日创刊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刊》亦仅出7期即停；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大，抗战8年中共出版期刊32种，其中文理综合性期刊10种，占31％，纯粹人文社科期刊10种，占31％，纯粹理工科期刊11种，占34％，32种总数中以西南联大名义出版的15种，以北京大学名义出版的3种（未含日伪时在北平出版7种和出版地不详的期刊5种），以清华大学名义出版的13种，以南开大学名义出版的2种；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到西北大学，抗战8年中共出版期刊24种，其中文理综合性期刊15种，占62.5％，纯粹人文社科期刊3种，占12.5％，纯粹理工科期刊 6种，占25％，其中有以北平师范大学名义出版的2种，其余均以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或西北大学名义出版。由此可见，西北联大以文理综合性期刊居多，占到总数的62.5％以上,且以西北大学名义出版的《西大学报》、《西北学术》、《西北学报》等文理综合性期刊为代表；西南联大期刊以各校名义出版的期刊居多，占到总数的53％以上，纯粹理工科期刊居多，如加上文理综合性期刊，占到总数的66.7％以上，且以清华大学所办的《清华学报》等文理综合性期刊、综合性工程技术期刊和航空、公路、地学、农学等专业期刊为突出代表。

五、 结  语

     （一）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残酷摧毁我国的文化教育，实行所谓“灭国必先灭其文化”的狠毒战略，仅在1938年8月已有91所高等学校遭到破坏。以李公朴、闻一多、朱自清等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将破庙当教室、月薪仅合战前8.3元（1943年底水平）、住在草顶沟墙的宿舍、做家教仅为吃一顿晚餐、拍卖衣物换饭吃等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在理科方面华罗庚、江泽涵、陈省身、周培源均有论著发表。1941年出版的《清华学报》《科学报告》《工程季刊》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成果。

     （二）清华大学抗战前夕全校曾创刊过50余种期刊，到抗战时期仅余8种期刊；南开大学于1916年至抗战前夕主办有23种期刊，到1937年抗战爆发，仅余2种期刊。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及所属学校创复刊30种期刊。其出版印刷条件非常简陋，《清华昆虫学会通讯》甚至用蜡版印刷，纸张亦多用黄麻纸，字迹不清，不敷翻触。一般来说，期刊的寿命也较短，有的仅出1期即停，也有的只能维持一年半载。

     （三）学术期刊必须依托学术机构，才能有稳定的编辑群、作者群和读者群，也必须依托于具备起码出版条件的城市。抗战时期，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我国高校学术期刊出版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不得不离开城市，开始了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或从北平到西安，从西安到汉中的长途流离．．．．．．，很多大学不知迁徙了多少个地方,从而造成了我国高校期刊出版中心从城市到农村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变迁。其负面影响自然不言而喻，然而在客观上实现了我国学术传播的一次跨地域大传播，形成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长沙、西安、汉中等多个高等教育中心或学术期刊出版中心，甚至使四川三台、乐山、汉中城固等这样的穷乡僻壤也逐渐成为教授和大学生云集之地，特别是之后永留此地的大学与区域文化的交融，在中国高等教育传播史和学术传播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四）以清华大学为代表所办的西南联大科技期刊，代表了抗战期刊的整体特点，这就是以军事技术、防原子弹、防化学武器、防空、航空等科学技术传播为主的报道主题。其中，《清华学报》犹如抗战时期学术领域的一艘旗舰，引领了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潮流和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的走向，并将这种文理综合性的高校学报模式推向极致，竟有如此多的大师选择在一份大学学报上发表其早期论著。如陈寅恪甚至前后在学报发表17篇论文，闻一多发表11篇，冯友兰发表10篇，朱自清发表8篇，钱伟长发表3篇。学报编辑部编辑的组成也是大师云集，知名学者梁启超、萨本栋、胡适、王国维、梅贻琦、叶企孙、周培源、赵元任、吴宓、朱自清、马寅初、顾毓琇、杨树达、冯友兰、杨振声、罗家伦、金岳霖、吴有训、陈寅恪、翁文灏、闻一多、王力、俞平伯、张光斗、刘仙洲等均曾参与学报的编、审、撰等工作；罗家伦、熊庆来、叶企孙、金岳霖、赵元任、吴有训、陈寅恪、冯友兰、翁文灏曾为编委。叶企孙更是从一名学报的学生英文编辑，到在学报发表其第一篇论文，到成为一位清华教师，到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再成长为名驰世界的一位科学大师。在科技传播方面，尤其是清华大学所办的《航空工程》、《理科报告》、《工程季刊》等，记载和传播了抗日战争时期以美籍专家华敦德为领导的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建造航空风洞、发展空军，抵御日寇侵略的科学研究成果，突出地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航空科技学术的水平。《清华昆虫通讯》也记载和传播了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师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野外调查获得云南被害植物120余种，害虫680余种，病源200余种，举办昆虫学演讲会166次，先后创办两种昆虫学期刊，出版近20期的骄人成果，尤其是从中展示的西南联大学人自强不息，弦诵不辍，以学报国和致力于云南区域文化建设的精神，犹能激励后学和传承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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