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兴技术和创新理念不断推进下，建筑业正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转变[1]，知识管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2]。知识一般分为可编码、易于书面表达的显性知识和难以编码、复合性、私有性高的隐性知识两类[3]。学者们普遍认为，在项目团队中显性知识仅占10%，90%的隐性知识构成了项目“知识冰山”的庞大底座[4]。在建设工程领域，隐性知识根据内容特征和抽象程度可分为技能类和认知类。技能类知识包括操作技巧和作业经验等。认知类知识包括直觉判断和问题解决能力等，例如项目管理人员根据长期经验对突发的进度、成本等问题做出有效决策[5]。项目开展期间，隐性知识转移可以提升个人知识更新效率，促进团队协作。项目结束后，隐性知识随工程人员转移至其他项目，能够推动行业的整体发展。
已有的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相关研究多是讨论组织间的转移[6]、组织向个体的转移[7]等，少有专门关注个体间的微观转移活动。同时，大多数研究仅利用主观报告方式探究隐性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及发生机理[8]。然而，隐性知识具有内嵌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转移形式主要为面对面交流[9]，其过程涉及转移双方认知层面的互动与融合，传统手段的监测与刻画不甚全面。近年来，通过神经生理及行为实验探究个体活动规律的研究范式逐步发展[10]。隐性知识转移的基本过程为转移双方发送和接收动态连续信息，单脑指标仅能反映单个主体对信息的加工过程，揭示隐性知识转移互动过程的效力有限[11]，多人同步交互扫描(简称“超扫描”)应运而生。超扫描是基于神经影像学同时记录共同完成某一认知活动的多人脑监测技术[12]。
本研究以建设工程项目团队中个体间隐性知识转移活动为对象，利用超扫描技术测度不同类型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脑部激活情况和脑间同步水平，并利用转移过程中的认知神经活动对转移绩效进行预测分析，以从认知神经层面揭示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的微观机制。
1 理论框架
1.1 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类型与脑间同步
根据建设工程项目技能类隐性知识和认知类隐性知识的内涵和特征，技能类隐性程度较低，认知类隐性程度较高[5]。当进行低隐性程度的知识转移时，通常采用直接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不需要进行过多的编码和解码。当进行高隐性程度的知识转移时，知识发送方不仅要对已有知识进行提取和组织，还需要以易于转移的形式进行编码，而接收方则要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解码和整合，这一过程涉及从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的转换和新旧知识的联结。因此，高隐性程度的知识转移任务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需要更高程度的认知加工和信息处理，导致大脑的显著激活。
在建设工程项目团队的隐性知识转移活动中，隐性知识的类型可能会影响转移双方的脑间同步。技能类的低隐性程度知识可能更容易被理解和传递，诱发较高的脑间同步反馈；而认知类的高隐性程度知识涉及更为抽象和复杂的概念，不仅难以被发送方编辑和表达，也难以被接收方接受和理解，脑间同步响应可能较弱。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H1 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对转移过程中的脑间同步具有显著影响。
1.2 脑间同步与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绩效
在建设工程项目的隐性知识转移中，脑间同步水平越高的转移活动具有更高质量的互动和反馈机制，能有效促进新异隐性知识信息在接收方认知记忆系统中的融合、内化、迁移，进而提升转移绩效。据此提出假设2、3：
H2 脑间同步水平对接收方隐性知识转移的调用效率具有显著影响。
H3 脑间同步水平对接收方隐性知识转移的内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2 实验设计
2.1 实验参与人
本研究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招募了96名健康大学生作为参与人(为排除性别影响[24]，均为男性，(21.0±2.3)岁)，分为知识发送方和接收方两组。知识接收方的先验知识水平是隐性知识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对接收方的工程知识水平进行一致化处理。此外，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较大的知识势差便于隐性知识转移任务中脑活动的监测。因此，本研究招募无工程知识的参与人作为接收方，且彼此陌生，随机配对，排除人际干扰。对于发送方，按照样本需求量的1.5倍初步招募参与人进行标准化培训，经过转移任务执行度(传递能力和程序一致)的筛查，最终确定48名发送方参与人。48对参与人被随机分配到技能组或认知组，完成建设工程项目领域的隐性知识转移任务，每组24对。实验地点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神经工程管理实验室。实验过程中保持安静且光照度较低，以确保外界环境对参与人和设备的影响最小。实验前参与人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结束后给予相应报酬。
2.2 实验程序
本实验分别设计了技能类和认知类的刺激材料，并采用隐性知识转移主要形式——面对面教学，以确保知识传递的准确性。在参与人理解实验流程后，实验正式开始。技能组和认知组的基本实验程序一致，分为静息阶段、知识转移阶段、思考阶段和测试阶段(图 2)。
静息阶段 正式任务开始前，参与人静坐，避免有意识的思考或外界刺激，采集脑血氧基线值。
知识转移阶段 技能组的隐性知识转移任务为施工人员作业中的经验技巧，该组所有参与人的任务一致。认知组隐性知识转移任务为设计人员在复杂约束条件下协调项目进度安排的问题解决逻辑，该组所有参与人的任务一致。
思考阶段 新异隐性知识与个体固有知识的融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接收方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独立思考及理解吸收。
测试阶段 对隐性知识转移绩效进行评估。
在后测任务设计过程中，为了控制技能组和认知组在任务时间、结构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及任务与工程实践的贴合性，本研究基于广泛的文献调研，并邀请多位建设工程和知识管理领域的专家进行实验任务修正。技能组后测任务框架为基于操作类经验知识搭建房屋砌筑模型，其中设置5项隐性知识项，包括砖块及地面的浸湿处理、搅拌水泥时加入润滑剂等。认知组后测任务框架为基于规划类思维知识制定交通密集、施工场地狭小等约束下高层写字楼项目的施工进度计划，其中设置5项隐性知识项，包括问题识别、问题分解、优化调整等。此外，为了避免与转移任务中的知识内容产生重复性学习效应，后测任务与转移任务内容不同、难度一致。整个实验共持续约20~30 min。参与人的认知神经数据由fNIRS记录，行为数据由数码摄像机记录。
2.3 fNIRS数据采集
本研究使用两套相同的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系统(PHOTON CAP，Cortivision，波兰)来同步记录发送方和接收方在进行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脑活动。发射器将波长760和850 nm的光波分别通过头皮和颅骨透射到大脑皮层，探测器测量光的吸收率变化，从而检测含氧血红蛋白(oxyhemoglobin, HbO)和脱氧血红蛋白(deoxyhemoglobin, HbR)的相对浓度变化。根据相关文献，左半球在知识转移功能中占主导地位[25]，因此本研究将测量区域确定为与学习、记忆、表达相关的左侧前额叶、左侧额下回、左侧颞叶、左侧颞顶联合区等[26]。光极和通道(CH)的位置如图 3所示。接收方和发送方参与人覆盖通道一致，均为CH1—CH22，采样率为6 Hz，发射器和探测器间距约为3 cm。
2.4 脑间同步水平测度模型
分别提取发送方和接收方同一通道经过预处理的HbO时间序列，利用小波变换相干(wavelet transform coherence, WTC)进行脑间同步活动的计算建模[30]，
其中：t表示时间点，s表示小波尺度，$<\cdot>$ 表示在时间点和小波尺度上的平滑处理，W表示连续的小波变换，i和j分别表示发送方和接收方的HbO时间序列。本研究选取转移任务开始30~150 s的数据进行分析，由于设备的频率为6 Hz，因此一共收集到720个时间点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到二维WTC矩阵(时间×频率)及小波相干图(图 4)，频率区间(周期为6~64 s，即0.02~0.17 Hz)涵盖了大部分认知活动相关的神经生理信号，同时排除了由呼吸(约0.2~0.3 Hz)或心血管活动(约1 Hz)等引发的高频或低频噪声[31]。如图 4所示，在该频率区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在任务相关区域存在显著增强的脑间同步。将选定频率区间转移阶段的脑间同步值减去静息阶段的脑间同步值，即为任务相关的脑间同步值[32]。后文统计分析均以此指标为基础数据。
2.5 隐性知识转移绩效测度标准
基于学习记忆表现研究中效率和效果两个基本维度[33]，本研究选择接收方隐性知识的调用效率和内化程度两个变量来表征隐性知识转移绩效。调用效率由接收方测试完成时间来量化，内化程度由接收方测试完成程度来量化，以共同评估接收方对转移任务所涉及隐性知识信息的掌握和应用水平。
接收方隐性知识调用效率 技能组和认知组均用完成时间表征调用效率，为了统一方向，进行时间逆向化，并将数据归一化到[0, 1]范围内。
式中: Tmax为完成测试的最长时间，Tmin为完成测试的最短时间。
接收方隐性知识内化程度 技能组的测试内容包括使用隐性知识项的数量和建筑模型搭建的完整度，两者各占50%。隐性知识项共5个，每个隐性知识项20分，模型完整度评分依据完成的步骤，每完成一步为25分。认知组测试内容为与转移任务类似的项目管理复杂问题，以解决思路流程图绘制的形式表达，设置5个大项、20个填空，每个5分。
为了便于后文的统计分析，对脑间同步、调用效率、内化程度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中: Xmean为相应指标的均值，XStd为标准差。
3 结果
3.1 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的认知响应
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脑部激活情况如表 1所示。对于技能组，发送方的激活脑区为左侧背外侧前额叶[通道3：t(23)=3.582，p=0.002；通道4：t(23)=1.875，p=0.074]，接收方的激活脑区为左侧颞顶联合区[通道20：t(23)=1.876，p=0.073]。对于认知组，排除了3个发送方样本和4个接收方样本异常值之后进行单样本t检验，发送方的激活脑区为中央下区[通道14：t(20)=1.828，p=0.083]，接收方的激活脑区为左侧额下回[通道9：t(19)=2. 703，p=0.014；通道13：t(19)=2.059，p=0.053]。对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脑部激活值分别作技能组和认知组的独立样本t检验。对于发送方，不同类型隐性知识转移任务中的脑激活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对于接收方，位于左侧额下回的通道9激活值呈现出显著的条件间效应[t(42)=2.450，p=0.019]，即认知类隐性知识转移中接收方的脑部激活值显著高于技能类。
表 1 转移任务中发送方和接收方脑区激活的统计结果 |
| 组别 | 脑区 | 通道 | β/(10-8 mol·mm-1) | t | p | |
| 技能组 | 发送方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 CH3 | 1.75±2.40 | 3.582 | 0.002 |
| CH4 | 0.95±2.48 | 1.875 | 0.074 | |||
| 接收方 | 左侧颞顶联合区 | CH20 | 0.71±1.85 | 1.876 | 0.073 | |
| 认知组 | 发送方 | 中央下区 | CH14 | 1.34±3.36 | 1.828 | 0.083 |
| 接收方 | 左侧额下回 | CH9 | 7.45±1.23 | 2.703 | 0.014 | |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 CH13 | 1.24±2.70 | 2.059 | 0.053 | ||
3.2 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的脑-脑耦合分析
对技能组和认知组的脑间同步值分别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 2和3所示，热点图可清晰地反映出不同脑区、不同通道的t值分布(见图 5)。当进行技能类隐性知识转移时，中央后回的脑间同步值显著高于其他区域[通道19：t(23)=5.353，p < 0.001]，左侧颞顶联合区的脑间同步值则相对较低[通道22：t(23)=0.786，p=0.440]。在进行认知类隐性知识转移时，左侧前额叶的脑间同步值显著高于其他区域[通道10：t(23)=3.218，p=0.004]，左侧背外侧前额叶脑间同步值则相对较低[通道13：t(23)=1.061，p=0.300]。本研究对脑间同步值显著增强的通道进一步开展技能组和认知组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位于中央后回的通道19的脑间同步值呈现出显著的条件间效应[t(46)=2.093，p=0.042]，即技能类隐性知识转移过程中脑间同步值显著高于认知类(见图 6)。由此，H1成立。
表 2 转移任务中发送方和接收方脑间同步的统计结果(技能组) |
| 脑区 | 通道 | 脑间同步值 | t | p |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及额下回 | CH1 | 0.020 | 2.109 | 0.046 |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 CH2 | 0.027 | 2.621 | 0.015 |
| CH4 | 0.028 | 2.593 | 0.016 | |
| CH13 | 0.030 | 2.744 | 0.012 | |
| 左侧额下回 | CH5 | 0.022 | 2.496 | 0.021 |
| CH8 | 0.022 | 2.510 | 0.032 | |
| CH9 | 0.027 | 2.843 | 0.009 | |
| 左侧前额叶 | CH10 | 0.021 | 2.218 | 0.032 |
| 左侧颞顶联合区 | CH11 | 0.027 | 2.685 | 0.013 |
| CH16 | 0.033 | 2.831 | 0.009 | |
| CH18 | 0.031 | 3.260 | 0.003 | |
| CH21 | 0.022 | 2.191 | 0.039 | |
| 中央下区 | CH14 | 0.034 | 3.256 | 0.003 |
| 中央后回 | CH19 | 0.048 | 5.353 | 0.000 |
表 3 转移任务中发送方和接收方脑间同步的统计结果(认知组) |
| 脑区 | 通道 | 脑间同步值 | t | p |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及额下回 | CH1 | 0.022 | 2.530 | 0.019 |
| CH12 | 0.026 | 2.074 | 0.049 | |
|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 | CH2 | 0.028 | 3.394 | 0.002 |
| CH3 | 0.023 | 2.816 | 0.010 | |
| CH4 | 0.032 | 3.374 | 0.001 | |
| 左侧额下回 | CH6 | 0.022 | 2.607 | 0.016 |
| CH8 | 0.025 | 2.577 | 0.017 | |
| CH9 | 0.022 | 2.401 | 0.025 | |
| 左侧前额叶 | CH10 | 0.029 | 3.218 | 0.004 |
| 左侧颞顶联合区 | CH17 | 0.022 | 2.195 | 0.039 |
| CH20 | 0.020 | 2.297 | 0.031 | |
| CH21 | 0.028 | 2.095 | 0.047 | |
| CH22 | 0.025 | 2.239 | 0.035 | |
| 中央后回 | CH19 | 0.020 | 2.084 | 0.048 |
3.3 转移主体脑间同步对转移绩效的预测效应
本研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隐性知识发送方和接收方相应脑区间的脑间同步水平与隐性知识转移绩效的相关及因果关系。在进行技能类隐性知识转移时，通道11和通道19的脑间同步值与接收方隐性知识调用效率边缘正相关(r=0.392，p=0.058；r=0.401，p=0.052)，分别位于左侧颞顶联合区以及中央后回；通道13和通道14的脑间同步值与接收方隐性知识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r=0.582，p=0.003；r=0.443，p=0.003)，分别位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以及中央下区(见图 7)。在进行认知类隐性知识转移时，通道3的脑间同步值与隐性知识调用效率显著正相关(r=0.405，p= 0.049)，位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通道1的脑间同步值与隐性知识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r=0. 593，p=0.002)，位于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及额下回(见图 8)。由此，H2、H3成立。
4 讨论
隐性知识转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人际互动过程。本研究利用多人超扫描范式，从认知神经层面揭示了不同类型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的微观机制。在转移任务中，发送方需要提取、表达自有知识，同时实时评估接收方的信息处理情况；接收方需要理解和内化新异知识信息。因而，左侧背外侧前额叶、左侧颞顶联合区、中央下区、左侧额下回为主要激活区域。这些脑区主要与学习和记忆有关，掌控思维和语言行为，包括信息的记忆和回忆、解决问题、语言表达等。认知类隐性知识转移时接收方的脑部激活程度显著大于技能类，这与一些学者基于对神经与社会认知关系的研究中脑区激活程度与高阶检索有关等结果是一致的[34]，具体而言，高阶检索过程需要更复杂的神经活动，从而呈现更大程度的脑部激活。
建设工程项目隐性知识转移情境下，转移任务完成后接收方的转移绩效与隐性知识转移时的脑间同步水平紧密相关，转移双方的脑-脑耦合活动为接收方学习效果提供了可靠的预测指标，与师生互动中脑间同步表现存在一致性[35]。技能类隐性知识主要涉及操作性动作，因此左侧颞顶联合区的脑间同步值与转移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同时，技能类隐性知识还包括作业技巧传授，需要调动转移双方的认知资源，因而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也呈现显著的脑间同步。认知类隐性知识更多地涉及对问题解决的逻辑思考，因而在与认知能力相关的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等脑区，其脑间同步水平可有效预测转移绩效。
本研究为工程项目管理及建筑企业知识管理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项目组织可将组织内隐性知识进行技能类和认知类的差异化区分，并针对不同知识类型制定模拟演练、思维训练等情境适应性策略。在多主体复杂协同的工程项目任务中，可通过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提升成员的认知支持和互动频率，以增强个体间脑间同步水平，确保隐性知识的高效流通。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fNIRS技术并采用超扫描范式探讨了建设工程项目中隐性知识转移的微观机制，拓宽了对隐性知识动态转移任务在个体互动层面机制的理解。研究结果表明，在认知类和技能类隐性知识的转移过程中，接收方脑部激活和转移双方脑间同步均存在显著差异，认知组接收方的脑部激活值高于技能组，但认知组的脑间同步水平显著低于技能组。此外，脑间同步水平与双维度知识转移绩效之间具有显著因果关系。这一结果为优化知识转移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证依据。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非语言交流行为的分析有所欠缺，且对接收方隐性知识先验水平和转移双方年龄差距控制较为严格。未来研究可考虑结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眼球追踪和视频分析等多模态数据，打开对个体属性的变量控制，探讨接收方隐性知识不同结构和强度以及转移双方代际差异如何影响隐性知识转移的脑间同步及转移绩效，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的生态效度。
